1

耀祖关在苏南一个看守所已经有一年多了。十二月的南方已经很冷了。尤其是昨天突如其来的那一场雪。雪花柔软细小、无声无息，但很快铺天盖地，把整个世界全部包裹进去。树梢、屋顶、马路、草地，工人们的清洁桶和睫毛上全都挂着冷冰冰的雪。看守所应该比家里更冷。南方没有暖气，虽然许多人家也不舍得整日开着空调，人们还是有各种办法抵御严寒，然而，看守所就不一样了。我想到看守所的时候就想到冰冷的石墙和铁栅栏。我想到关在那里的人一定在瑟瑟发抖。许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女子监狱。从表面上看，高墙大院，跟普通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可是进门的时候，没有指令，那些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最外层的门又高又重，拉开的时候故意发出刺耳的声音;进了大门，从逼仄的走道拐几道弯，之后，要站在两扇厚重的铁门跟前等很久。陪同人员为了缓解客人的压抑，会向你解释这个程序为什么这么复杂。傻瓜也是心知肚明。进去之后，供参观的犯人宿舍都非常整洁，没有一样尖锐的东西;车间也跟普通服装厂没有区别。普通服装厂有男有女，但这里，只有清一色的女人。我注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坐在缝纫机前。在我们参观的十来分钟里，她的眼皮一次都没有抬。她让我想起上学时最漂亮的女同学，公司里最受欢迎的女同事以及电影里的女主角。她的冷漠而年轻的脸让我十分好奇，我盯了很久，但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耀祖将从我的日常中被忽略，到了逢年过节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会屹立不倒。但现在，耀祖令我回想起见过的那座监狱，想起缝纫车间里高高的玻璃窗口闪烁着冷酷无情的光芒，想起记忆存贮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监狱画面，当初的好奇心荡然无存，留下来的是深重的苦涩的滋味。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感到苦涩，每晚入睡前，我仍然被苦涩的感觉包裹着。然而，我一点儿侥幸心都没有，没有像正常人那样问一句，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我的内心丝毫没有替耀祖辩解的意思。盗窃、抢劫、打人都是有罪的。耀祖有罪这件事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顽固，无可挪动。后来，我明白了，耀祖的人生，无论经过多少流转，不过是从前那个世界的延伸，跟想象的一样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脸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那些信息——我因为年纪小，因而无从表达，但我隐隐有预感，关于耀祖，关于耀祖的命运，早有定局。

我无法称耀祖为朋友——如果一个人你二十年里只见过三次面，说话没超过十句，也许不能将之称为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前男友、不是亲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我的童年伙伴。他的父亲也是我父亲的童年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差不多七十年了。我们同一年出生，一同在那个小孤岛上长大。十五岁起，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上高中，之后只有逢年过节才见面。又过了几年，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讨生活，见面的次数变成三五年一次。算是兄妹也是可以的，但我们到底不是兄妹，如果是兄妹，我得到他进监狱的消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想办法，而不是仅仅缩在这里掉眼泪。但是真切的眼泪提醒我，耀祖，比我以为的对我还要重要，以至于我束手无策，如困兽在屋中团团打转。

2

耀祖被抓进去的当天晚上，我试着联系儿子。就今天而言，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人：耀祖和儿子。我儿子对我的家乡非常生疏，不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外婆家一住就是整个夏天，现在的孩子生命金贵，时间也金贵，适应不了农村的酷暑和苦寒。他一岁那年春节，我带他回乡下过年，正月格外寒冷，冰锥子挂在屋檐上，到娘家头一天，怕他冻着，我们把他裹得像粽子，他很不自在，嗷嗷直叫唤，谁哄都不行，直到耀祖抱着的时候才停止哭闹。这是他和耀祖的第一次见面，他整整纠缠了耀祖一个下午。我们围坐在桌边打麻将，耀祖带着儿子东跑西荡。这就应该是耀祖，沉默无言，值得信赖，吃得了亏。到了晚上，孩子适应了江边的气候，也适应了耀祖，发出咯咯咯的欢笑声。之后我数次带他回乡，他仍然谁也不亲近，唯有见到耀祖，却能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跟前，喊他“舅舅”，甚至他长大之后，只要提到外婆家，童年和妈妈的好朋友，我儿子总是说，妈，那个耀祖舅舅……

如今，耀祖身陷囹圄，我的兒子远在异国，我已年过四十，我以为一切翻天覆地，可是令我牵挂、折磨我的还是这仅有的几个人，我的内心无比苦涩。冷战了五天之后，我在微信上留言问儿子A-level的考试成绩出来没有。其实这只是个借口，我并不期望他的成绩突然好到天上去，我只是希望这种冷战有理由结束，并且不是以我的道歉——要是道歉的话，冷战结束就容易得多。但道歉是个坏的开始，即使道歉，也应该由他向我道歉。无论如何，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在养育他，我在挣钱供他读书，奋斗了半辈子，现在还租住着别人的一居室呢。我甚至也没有继续沟通的欲望，因为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会顶回来。有时候搞得我灰头土脑，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摆。我一片忙乱，脑子就不转了。等我理顺了，又想争执点什么的时候，人家发来语音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改变不了你，你也改变不了我，不如暂时什么也不要说了。

总之，我已经五天没有跟他联系了。但我知道他的动态。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两块可颂面包，喝了一杯牛奶;我还知道他昨晚凌晨一点还在跟别人语音电话。他的笑声通过他在英国监护人的手机传送给我，使我的心里既酸楚又欣喜。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上一个暑假因为疫情他没有回来，我去英国的签证也过期了。回想他的模样，我的儿子最让我倾心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种淡定和稳重，我以为是一种教养，也像是一种基因突变。我跟他父亲，我们这代人，这个家族里都没有这东西。我第一次发现他如此与众不同是在伦敦的街头。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们在街头走了很久。经过一条小巷时，天已经黑了，行人稀少，路灯昏暗，我很紧张，担心迷路、担心遇到电影里的黑帮火拼、担心招停的出租车司机会抢劫我们。

不会的，妈妈。他说，有我呢，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说完不疾不徐地往前走。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没有那么笃定，对这个地区也很陌生，四周没有参照物，但是，他没让我看出他一筹莫展。他的脚步不紧不慢，一直到灯火通明的地铁站，脸上才露出喜色，呼出一口气。

但这只是他在人前的样子，进了屋，安顿好，他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门很快锁起来。说我们母子零交流，完全不是夸张;说他恨我，更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多想跟他说说耀祖的遭遇，可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3

在耀祖被抓进去的前一个月，我才见过他。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村子，正月初三，到处都有疫情的坏消息，我们已经准备马上动身回城里去，以免道路被封。突然，我看到一辆红色的旧奔驰停在我们两家房子的过道上。我听到耀祖的屋子里有孩子的声音。还能是谁？直觉告诉我是耀祖带老婆孩子回来了。我朝着他的大门口喊了起来，像我小时候经常做的那样。长大了之后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但是回到村子里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放大音量说话。耀祖从门里走了出来。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七八年了。但是他认出了我，我从来没有怀疑他认出我。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然后就那样看着我。他老得有点狠，头顶已经秃了。一个小男孩站在身边，我知道是他的儿子，但是外人肯定会说这像他的孙子。我相信我在他眼里同样老了，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个事。他问我说，你一个人回来的吗，你的孩子呢？

他在国外上学呢，这是你儿子吧？我假装才刚刚发现这一点。

是啊是啊，五岁。小瑞都出国了吧？他的口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羡慕，以及更加复杂的情绪。他说话的时候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我装着没听出异样，轻描淡写地说，小瑞成绩不好，在国内上不了好高中。

可是那要好多钱。他还是直愣愣地看着我。他小时候就喜欢那样直愣愣地看人。我假装看不见那辆奔驰旧得跟什么似的，反而提高嗓音很惊喜似的说，你买车了呀？

是啊，耀祖买车了。耀祖妈妈正等着我提起车的事呢。她喜滋滋地责备说，人家十年前就买车了，耀祖到现在才买车，还这么旧。

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说，反正都有车了。

以后回来方便了。他妈妈说，他妈妈真的欢喜，去年她还在责备他没有开车回来，如今，因为车，似乎和城市、和儿子的距离更近了，她的面色很舒展。耀祖没有说话。

耀祖的儿子在叫爸爸，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家，毕竟门外太冷了，我们都只穿着件毛衣。

但是，等我吃过饭站到门口，门口那辆破旧的奔驰车不见了，耀祖也不见了。

临时有事，老板让他马上回去。他妈妈告诉邻居们，一并也告诉我。他过几天还回来，他的老婆儿子还在这儿呢。

耀祖母亲脸上的光还在。光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昨天她脸上还没有这种光，前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我们大家过年相见打招呼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在耀祖回来的这半个钟头，光来到她脸上。她已经很老了，大约七十七八岁，但她脸上的光让她神采奕奕，看上去精力旺盛。

直到我離开的时候耀祖也没有回来。他的五岁的儿子独自看着江面，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一种耀祖小时候的模样，如果不算冒犯的话，就是那种傻呵呵、直愣愣的神情。这个东西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

4

关于耀祖妈妈脸上的光，我一路都在回味。我本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家里的长女，我的成长是无波无澜的，没有创造过什么奇迹，也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我不记得妈妈因为我而充满了光，并且，我也没有从儿子身上感受到什么光荣的时刻。承认这一点很难为情，但并不妨碍我相信，即使一百岁的人，也渴望看到妈妈脸上的光以及为儿女而感到光荣。

我儿子长到十八岁，我只有在他出生后前七年享受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后来十多年，基本上就是不愉快和烦心事居多了。不，这里面还有许多快乐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藏得很深，被其他东西覆盖了。

在他七岁之前，我相信我们都是真正快乐的。那时，我的想法开放，不拘泥于那些粗糙的成功学经验，信奉快乐高于一切，希望儿子在自然中锤炼出坚强的性格，我还希望他有爱的能力，懂得给予、分享，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我把房子买在近郊，虽然上班有点不方便，但近郊有更多的绿化、科技馆和露天公园。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去学钢琴、跆拳道，我则教我儿子快乐和玩耍。他每天骑脚踏车在公园里快乐游戏，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陈逸的童年玩伴。陈逸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与我们不谋而合，大人小孩都非常投缘。我们两家都没有刻意选择重点小学，两个孩子同一年上了小区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

一进小学，王嘉瑞就显示出跟别人的差距。他成绩不佳，显然不属于那种有着惊人记忆力和学习兴趣的孩子，但这没有引起我特别大的警惕。有一次，我看到儿子考了83分的试卷右上角画了一个圆，里面是一个“40”。这是什么？我问儿子。

这是我的学号。儿子声音响亮地回答我。

但是，下一张考了79分的试卷上赫然画了一个44。你的学号会变吗？

不会呀。儿子歪着头打量着试卷。我意识到这不是学号，可能是排名。班上总共45个学生，这意味着我儿子的成绩是全班垫底。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试着走到教室门口接孩子，主动和他的语文老师聊了几句。她证实了我的猜测：那的确是排名而不是学号。她很高兴我终于来找她谈话了。她告诉我，别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之前完成了拼音和百位数之内的加减，王嘉瑞这方面基础的确很差。但是，她接着说，可以通过周末上补习班的形式让他追赶上学校的进度。

他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只要家长用点心就可以了。

见我一副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老师面露不悦：高考制度摆在这里，成功或者失败，一目了然。上重点中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体面的、成功的人，表面上成年才能决定，事实上决定因素在起步线上，在小学、在每一天、在家长的观念里。她说得很有哲学意味。这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老师，她的脸上写满了世故和阅历。她的神情里有一种“非此不可”“别无选择”的意思。她脸上还有另一层意思：你，和你的孩子已经滑在了某种危险的边缘。我一阵心慌。

直到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我更真切意识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处境。我儿子应该还是懵懂无知的，看到妈妈坐在他的位置上，兴奋地咧嘴一笑，把书包往我身边一丢就逃开了。他在操场上做游戏，等我开完家长会带他一起回家。

数年之后想起那个家长会，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似乎上一秒还有和我一样的家长们，他们轻松愉快地交流，像我一样坚定地沉浸在给孩子一个“快乐自然健康”成长的理想中，决心当与众不同的家长。但是，班主任开口的一瞬间，就给乱糟糟兴奋着的家长们一个下马威。她简洁地问了声好，就步入正题。她列举了这个班同学的毛病和问题，说到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劳累，她特别说到有些孩子，给班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家长们停止交头接耳，端正坐姿。班主任说话的时候不与我们的目光对视，无法断定她在说谁的孩子。气氛很快变得相当沉闷，甚至令人心慌。紧接着，她开始表扬起几个孩子。她指着在一旁帮忙的孩子，列数他们的优点。她一再提到这几个孩子的名字，说他们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不让人操心，起到了带头作用。这些孩子被挑选出来在黑板上写欢迎致辞，他们穿梭在坐满了家长的学生位置上，把老师提到的注意事项发到每位家长手上。他们表现得相当自信，有点儿像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很明显的，这几个孩子家长的表情松弛了。总之，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这个糟糕的班级，仍然被打捞出五六个近乎完美的孩子，多少让她轻松了一些。不得不承认，这世上是有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用突出的表现征服了老师，赢得了关注。

我渐渐发现，老师所有的批评和担忧里，都有针对我儿子的部分。但王嘉瑞根本感觉不到他就是老师嘴里那一类“粗枝大叶，上课容易分心，态度不端正，喜欢交头接耳”的亟待家长重视和修理的差生。家长会刚结束，他就窜过来喜滋滋地牵起我的手。他的手热乎乎的，额头上有残留的汗珠。他不知道我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老师说了，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学习的问题就是命运的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让我觉得胸闷。我的儿子是个笨蛋，这个念头开始蹦出来，我的快乐教育的理论这会儿也不那么笃定了。我妥协地想，我也不想做一个天才的妈妈，我只想做个普通孩子的妈妈，至少不会让老师觉得我的孩子是个麻烦，在其他的妈妈听到我的自我介绍时，不会“嗯嗯”地打着哈哈，而那些明星学生的妈妈周围全是赞叹的声音，这个场面太伤人了。

这算是我们人生的新篇章。我隐约感到王嘉瑞不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活泼、机灵、乐观，有主见、有好胜心。他不是。他调皮、爱玩，特别爱热闹的场合，可是见到大人却不会主动礼貌地打招呼，也似乎对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感兴趣，不敢看恐怖片，也没有拆卸电视机的好奇心。四岁之前他只有两个创举：一次是把他爸爸的新手机放到装满水的茶杯里;另一次是剪碎了一床被子。关于被子，我逼问过他。他用有限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很想知道剪刀能不能把被子剪碎。他一解释我就原谅他了，不，甚至更爱他了。

但他是个笨蛋。这很让人沮丧，这似乎是个事实，有各种试卷上的排名为证。

这样的情绪随着学期的深入越来越深。我对这个小学产生了一种恶感。我和陈逸的母亲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她儿子的问题跟王嘉瑞一样，她本人压抑和受辱的感觉也和我一样，即使她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班级、另一个班主任和另一群优秀的学生。

我和他爸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年年拿奖学金，对我们来说，学习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想到我儿子从一年级就被认为是差生，在班上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她的声音明显不够淡定了。

你本来就不稀罕什么组长……

我不稀罕是一回事，当不上是另一回事。

看得出，她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转变。她的话让我对学校的恶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快乐童年带来的后果没有因为我的重视而消逝，仿佛我不止让我的儿子享受了学龄前快乐无拘的时光，而是透支了人生的信用卡，要连本带息地加倍偿还一样。老师把班上的家长组成一个QQ群，每天从这里布置作业。一开始还只是布置作业。到后来，除了布置作业，就是班主任老师的训诫。班主任老师说，家长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校本来排名就不靠前，升好中学的几率就不大，如果再成不了尖子生，这样一路下去，连个普通的三本都上不了。这些都是用数据说话的，不是我们凭空捏造。这些话隔三岔五就重复一回。许多家长点头称是，也有些无动于衷，我则被说得心灰意冷。数学老师好像长了千里眼，看到我不是滋味的样子，她在群里补充说，其实并不难，教育，任何时候行动起来都不晚。她们就这样前后矛盾又配合默契地夹攻我。基于自己是如此的容易受人干扰，我决定打起精神，试着准备按照老师的意愿来教导孩子。负责任地说，这也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每天晚上我逼迫他弹琴——既然他的同学都各有特长，这一点他似乎也应该跟上去。其余时间，我督促他写作业。我坐在他对面，算是寸步不离，直挺挺地看着他的手，间或用些空洞的话来鼓励他。一旦他的笔尖在纸上绕来绕去，不落下去，我就意识到他在开小差。那时我们尚可称为朋友。我常用感情来诱导他。我告诉他，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他，我也不会。但是，越来越多的冲突则无可避免，一旦他拿回来一张排名倒数的试卷，一旦他的老师在我跟前讲他又犯了什么错误，一旦我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如此多的一旦，对我的耐心和爱心是致命的摧毁。

而且，毫无悬念的，情况没有改善，他没有变成我和老师期待的那样的小孩，仅有的几次好的表现，数学考了满分。体育测试得了“优”，我们全家就出门庆祝，就是为了强化他对此事的记忆和愉悦感和追求成就的决心。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少得可怜。无论我用了多少心思，他回报我的是更差的成绩。试卷上出现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但别人同樣能得到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同学们不仅在学龄前就开始学习，现在仍在加速度进步。这使我无法去跟老师理论、辩解。我知道她们有一大套现成的理论在等着修正我，她们期待的是我狼狈不堪地点头称是。就算我如丧家之犬，她们也不会满足、不会原谅，最后还是放弃不管。儿子的成绩变成了我的弱点，我有时像他的同谋，是学校的破坏者和后腿，我开始躲躲藏藏。遇到他们班长的妈妈，我也装着没有看见。那些意气风发的家长让我自惭形秽。到后来，我每天像贼一样猫在学校围墙后面，等他出来，带他回家。最折磨人的是每天傍晚，孩子们在校门口和老师们告别，但在那些欢声笑语背后，藏着很难体会的残忍。另外就是陪伴做作业的时刻，我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的疲倦。他不勤于思考，对明明白白的答案也不知情，有时明显是想装糊涂逃过去。仿佛他觉得，只要他做得够快，妈妈会布置更多的作业。别的家长的确是这么做的：如果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他们晚上会拿出来更多的练习题。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再三向王嘉瑞保证，早做完早休息。他不抵抗，只是消极地摆弄着作业本，这样磨蹭到夜色已深，我们彼此都疲倦不堪为止。这个交涉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我心里明白，比起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更希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有出息的人。而他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可能朝相反的地方去。我常常忍着忍着，很想一跃而起，一巴掌糊过去，打到他目瞪口呆为止。

5

我爸爸退休之后，就生活在过去的老宅子里。他偶尔会来我们兄妹几个家里转一转。他成了我了解老家人事的唯一管道。在我把儿子送到英国读书的那一年，我爸爸带给我一个消息：

小林回村做善事来了。

这是村子里出了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这个事从我爸爸、从我同学和亲戚那里分别以多种版本传到了我的耳边：小林那年腊月向村里每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捐赠了一千块钱。有人说捐赠会年年持续，还有人说即将每人每年一万。

政府都没有他那么大方，而且不需要啰里啰唆，左手摁个手印，右手就拿到了钱。

都说现在的世道坏了，我看却是更加好了。我爸爸补充说。

我们的村庄一直以来是一个边缘的、没有受到过任何重视的小岛。堤坝是泥土垒造的，房屋也是泥土墙壁。在我长大之后，许多房子重造后改用青砖，不过就那些青砖，都是村里人自己挖土、建模，在村口的小土窑里烧出来的。我见过许多孩子在这里出生，虽然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也见过许多老人在这里死亡，埋在村头的坟岗。我经历过发洪水，水位跟门槛齐平，武警们扛着沙包从大船上跳下来，我也见过江心里一闪而过的江豚。后来，大多数年轻人陆陆续续离开，出外谋生，留下老人和孩子，但是，严格来说，至今这个村子里的人没有享受过任何福利，也没领过任何救济。小林的壮举让村子里充满了欢乐。

后来又听人说小林在村口圈了一块地，说要造一幢五层的楼房，把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拢在一起住，免费。

那年春节回去的时候，村里人都在说这个事。他们说他在学刘强东。

我对小林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只记得他是耀祖的表弟。他仅比我和耀祖小两岁，小时候，他就是个大大咧咧、生性温和，最喜欢玩弹弓的小屁孩。他的家境也是一团糟，至少不比耀祖家更好。他的父亲是一个驼着背的、整天愁眉苦脸的老实人。小林没有朋友，只有跟在耀祖后面，可耀祖对小林的态度不好，因为小林身材矮小，常受欺负，又没有自己的主见。不管去哪里玩，闯了什么祸，最后来承担责罚的总是耀祖。没有迹象表明，他将来会与众不同，有大成就。但在成年后我们各自分开近二十年，他衣锦还乡，并且成了一个大善人。那年正月我也见到了他。他穿着看上去昂贵的西装，迈着气定神闲的步子，对着菜地、荒坡和芦苇荡指指点点，像是在回忆，也像是要赋予这些事物新的意义。他后面跟着两个比他年轻的小伙子，像在陪他视察自己的江山。而我们这些同辈，仍然在各自的城市里过着平凡的生活，想到这里，我闪回屋子里。他走过来，邻居们跟他打着招呼，感谢他;他走过去之后，邻居们在背后继续夸奖他。

他跟耀祖一起长大的，耀祖就没这个出息。耀祖的妈妈本来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她突然站起身来，颤抖着捂住自己的胸口，走回了屋。她非常瘦，她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响声。小林是她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子，就在刚才，小林经过她的房子，还亲热地问候她。她问小林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小林说再找机会来专门看望她。可是突然之间，她表现出这样激烈的情绪。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各自散开。

等到吃晚饭时，我妈妈告诉我，年前小林来发钱的时候，全村只有耀祖妈妈没有要。

小林自己并没有亲自来发钱。他的几个下属来操作这件事，他们挨家挨户发钱和油。带着印章，领过钱的只需要大拇指上蘸一点红泥，盖个手印就好。

他们并不清楚耀祖妈妈和小林的亲戚关系。他们把钱递给耀祖妈妈的时候，耀祖妈妈一口回绝了。

我有儿子。不需要救济。

这不是救济，有儿子也可以领。小林的下属解释说。

有儿子怎么能要别人的钱呢！耀祖妈妈早有准备，仍然客客气气地摆了摆手。

小林的下屬并不喜欢强人所难。他们继续向前，去寻找下一户符合条件的老人。

村子里的人都不欣赏耀祖妈妈的做法。如果欣赏了，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钱拿错了。因为没有儿子的孤寡老人才三五个，可是，现在领了钱的有五六十位。他们一致责备耀祖的妈妈“老顽固”。

“老顽固”没有悔改，她放出话来，就算小林建了房子，她也不会搬进去。她没有理由让别人给她养老。给她养老是耀祖的事。

这样一来，又像是对那些指望从自家房子搬出去的老年人又是一次嘲讽。老年人过来跟耀祖妈妈争辩说，这些剩在村子的老人零零散散地分住在埂上，有一个突发意外，其他人好几天才能知道。住到一起有利于大家相互照顾。

可是耀祖妈妈不肯就范，小林的房子还没有影子，她和邻里之间就此已经拌了好几次嘴。

她似乎一心一意对善良和关爱关上大门，主动脱离一种慈悲和照应，甚至和一辈子的老伙伴们公然对立。她卓尔不群的样子几近可憎。

真顽固，我爸爸说，我都不好意思责备她，她都过得那么苦。我相信我爸爸说的苦，是对耀祖的思念，现在，唯有对儿女的思念是他们共同的东西。

我爸爸说，做长辈那样做是不对的。

那次他来我小妹妹家，我妹妹三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一起说着闲话，相信我们姐妹俩目光对视了一眼，被我爸爸捕捉到了，他急忙补充了一句：我会跟孩子们商量着决定，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他的话，显示他与耀祖妈妈巨大而本质的区别。

我爸爸比我年长二十四岁，他竭力保持智慧犹存的样子。像年轻时一样，他每天都从生活的经验、从子女、从新闻、从各种突发事件中学习新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有许多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避免别人的错误，却未必能避免自己的错误。

6

既百思不解，又心有不甘，我的疑虑越来越重。出于对糟糕心情的改善，以及对儿子智力的疑虑，当然老师的暗示也有些影响，我带王嘉瑞去了医院，检查他是否有多动症。诊断结果显示他一切正常，相当健康。脱离了学校，他和我都是正常的，连医生也说着正常的话。他说大多数孩子其实都不爱学习。不爱学习是人的天性。所有的学习和知识都是成人在对抗人类自身的弱点，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无故障地接受安排。

这位医生年纪已经很大了，两鬓斑白，面容慈祥。他说，他经常要接待像王嘉瑞这样正常的孩子，因为在学校表现不好被送来检查。现在人都太聪明了，智力正常的就被怀疑有病。

的确，有些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强，有些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弱。有些人适合当前的节奏，有些人就是跟不上。

老师可不这么善解人意。

起码做妈妈的要善解人意。他微笑着说。看来，这样的情况他不是第一次见了。

最后，医生叮嘱我说：

强行让他跟着别人的节拍，只会扰乱孩子正常的心智，现在看不到后果，但总有一天，那些拔苗助长的后果会显露出来。

医生的话像拨开了一道迷雾。我冷静下来，好受了些。算是检讨自己带孩子看医生的疯狂念头，我又开始周末带他去公园、去乡下、去科技馆。王嘉瑞奔跑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科幻片，脸上有一种迷人的专注，他的兴趣包括收集搭建城堡、卡通片和漫画书;他还对新款的汽车特别着迷;遇到球场，也表现得兴致盎然。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我们骑电动车去上学。他坐在后座上，身上的热气通过我的外套传导到我背上。这是真实的生活。这个时刻我总会消除对他的怀疑，对人生的怀疑。但是，他的成绩仍旧不见提高，频繁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上课有小动作、字不好看、在课堂上顶撞老师。有次测试，他一道题都没有做错，却因为字迹不端正而被扣了五分。奖状和赞美与他无缘，并且有迹象表明，他受到过体罚。有一天放学，我看到王嘉瑞的右腮明显肿起来，而且还有青紫色。我问他怎么搞的，他回说不知道。如果他自己撞到什么地方，他不会不知道。我打电话给陈逸妈妈。她一诱导，陈逸就和盘托出：王嘉瑞亲口向他抱怨，上课时插了一句嘴，被老师拧住面颊拖到教室外面。他脸上的青紫是这样留下来的。

王辉冲动地说去找老师理论，去找校长告状，甚至到教育局投诉。我让他冷静一下，我先去和老师谈一谈。

隔天我特意去王嘉瑞的教室接他，故意留到所有的学生都离开，抓住一个和老师单独交流的机会，试探地提到王嘉瑞挨打的事。我说话的时候接触到老师的眼睛，她象征性地睨了我一眼，即使我暗示她，我已经知道关于孩子脸颊的青紫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仍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哎呀，你找到解决你儿子麻烦的主意了吗”这种显而易见的责备之意。我心里顿时明白，指望她意识到对我儿子造成了伤害并且道歉，这是万万不会发生的事。她的心灵已经非常顽固，相比之下，我显得天真可笑和充满着罪过。

我听到过许多关于老师报复家长的行为。她被训斥一顿，她写检查，扣奖金，然后呢？她不会再打你的孩子，但她也不会再管他，何止如此，她还会暗示其他孩子来孤立他。你虽然出了一口气，但你的儿子会生活在孤島上。王辉还在想着对策，我却已经做出把这口气吞回去的打算。得知我的阻挡，王辉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他的额头上的纹理写着无处发泄的愤怒。

就算选择忍气吞声，老师们对待我儿子仍然是他们那一套：批评、怒骂、罚站、抄作业。老师们把他们认为应该做的步骤完成之后，把我儿子扔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忽视他、羞辱他，直到放学铃响起。一开始，还有人同情他，后来大多数同学经过他身旁，也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

这些事情，令我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王辉也变得很焦躁。他坐在沙发上看球赛。对电视机里所有人的表现都不满意，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我也是，蹲在厨房里择菜时，想到儿子的脸颊被人揪着往外拖，眼泪常常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溢出来，很快，那滴泪珠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有天我去接儿子放学。他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得了区里的奥数冠军。

你想当奥数冠军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想。他的回答出其不意的干脆爽快，不仅把我，把旁边等红灯的骑车人都吓了一跳。

那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

我想好好学习的呀！儿子瞪大眼睛，露出委屈的神情。或许他也像我一样，只是不知道把“想”和“做”统一起来。

那时候我醒悟过来，就连我的儿子自己都已经被熏陶感染，做好进入角色的打算，我，还停留在原地。我下定决心要推他一把。

儿子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好伙伴陈逸转到了一所国际私立学校。他妈妈来告别时说，儿子的成绩很差，不太适应中国的教育。“别人家的孩子”让他们怀疑人生，他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下一步的发展。他们让他念私立学校，然后送出国。陈逸的母亲表现得很振作，很有头脑，看上去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半年过后，陈逸的妈妈打电话告诉我：陈逸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大幅提高。现在，她谈起儿子来不那么唉声叹气了，对自己下的这一步棋，她非常满意。甚至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她还微微压抑着自己的轻松和喜悦。

陈逸的转学，对我和儿子打击都很大。我很沮丧没有能力跟他们做一样的安排。我儿子再也不能经常和小伙伴坐在一起看漫画和骑脚踏车，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们提到陈逸的名字，他会变得暴躁和易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