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合上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抬手看了一下表——13：31，2021年4月13日，魏老师选定的吉时。仙逝288天之后，李迪入土为安。
我在心里喃喃自语：再见了，我的迪兄！知交相送，自此揖别。从今后云天隔绝，生死茫茫，唯有梦里才能相见了。
天光晴朗，春风轻拂，天寿山安宁肃穆。
一只黑白相间的山雀蓦地飞起，从我们头顶掠过。
恍惚间，我仿佛在满山的苍翠中看到了迪兄春风满面的笑脸。
我知道，他含笑走了。
……
算起来，我和李迪相交，已有30年了。
1991年，也是4月，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举办第一届红塔山笔会，邀约组织了一个豪华阵容的作家团。我当时年轻，作为中国作协创联部的工作人员负责相关联络组织工作，跑前跑后。
李迪那时好像刚从日本回来，衣品讲究，一身藏青色的风衣，白净的脸上永远是一副墨镜。他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辞职去日本待了两年，参加此次活动算是重返文学队伍。云南是他度过了十三年兵团生活的地方，留下难忘的青春和爱情，重回故地，他觉得一切都那么亲切，每天乐乐呵呵的。团里面汪曾祺老是中心，但李迪是最活跃的一个，一路上，他带来的笑声最多。此团多有云南情结者，某晚，我们一起去寻访往日旧迹。李迪站在他和高洪波当年一起生活和战斗的大荒田旧址，双泪长流，激情缅怀过往的青春故事。他太能说了，一边啜泣，一边口吐华章，悲悲切切地讲了好大一段，让我们一干人儿老老实实地陪着落泪的同时，也都为李迪的“哭戏”功夫惊到了。到了瑞麗畹町，正赶上泼水节，李迪换上了黄黄绿绿的花衬衫，跟着傣族泼水舞的队伍学着跳，比比画画，其态可鞠，显示出他热情、快活的天性，我戏称他“日本浪人”。至今挂于李迪家中的一幅汪老赠他的书法墨宝，幽默而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刻的李迪——上写八个大字“有镜藏眼，无地藏鼻”，下面一段小笔题款：“李迪眼有宿疾，滇西日照甚烈，乃戴墨镜。而其鼻准暴露在外，晒得艳若桃花。或有赞美其鼻者，李迪掩鼻俯首曰，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席间，偶作谐语。李迪甚喜，以为是其滇西之行之形象概况，嘱为书之。一九九一年四月下旬汪曾祺记”。
那一年，李迪43岁，站在云南炙热的阳光下，花团锦簇，情致勃发，欢声笑语，有着一个盛年男人最好的样子。
我和李迪一见如故。我喜欢李迪身上那种热忱、开朗，遇事替人考虑的善良，虽然他长我很多，而且成名很早，但他没有一点架子，说话办事，满满的热络劲儿。我俩投缘，15日夜走滇境，我们一直同住一屋，无话不谈，越聊越投机，说到开心处，嘎嘎地乐。自此哥俩结缘，成为一直来往的莫逆之交。
李迪热爱生活的态度，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还有作为北京人的接地气，都令我这样一个居京生活的南方人欢喜，愿意亲近他。每当我为一件具体事情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常常会打电话咨询他，电话那边，他总是开口三分笑意：“呵呵，你怎么着啊？”尾音总是拉得很长， 口气里透着亲热，乐乐呵呵地帮你分析，出主意，常常是一通热聊，尽兴乃收。
2014年，我从作协机关调任二级单位任职，面对重大抉择，我茫然无着，踌躇不前，难下决断，晚上11点多抓起电话，跟他讨教。他不慌不忙，一五一十地开始帮我分析、疏导。别看迪兄是体制外的自由作家，他对机关的那点事情门儿清，对具体的情况和人情世故也都拿捏得很到位。这一通电话，一直聊了三个小时（他开玩笑说他的这种参谋是“常青指路”）。无论如何，和他聊完之后，我总有一种慰藉流过心头。每次放下微热的电话，我都会留在他传递的快乐中兀自微笑。真正的友谊就是如此，它默默地存在着，在寻常的来往中给人以支持和滋养。偌大的北京城，李迪的存在，让我温暖而心安。但我并不想在此用“良师益友”这样的陈词来套用我和李迪的友谊，因为李迪从不以长者自居，他的心比我还要年轻，充满活力，更多的时候我俩是亲密无间的哥们儿，是心意相通的兄弟。这么多年，我一直称他“迪兄”，甚至我也学着李迪的口吻，一口一个“小魏”“小魏”地叫着李迪夫人魏老师，浑然不觉有何不妥，至今不改。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下海经商大潮，日本归来的李迪算是作家中的富人（我们称他“寓公”），自然不甘寂寞。记得笔会之后不久，李迪在地安门的服装店就开张了。中国作协当时在沙滩办公，离得也近，下了班我就过去看他。其时的李迪，忙着布置门面，招人、进货、应承客人，不亦乐乎，俨然一副北京倒爷发家致富的架势。我一半欣赏一半疑惑地看着忙碌的李迪，心想：如此潇洒快活的迪兄，今后还会写出《傍晚敲门的女人》那样的作品吗——我哪里想得到，彼时爱着花衫的他，多年之后会成为永远的红衣李迪呢？现在想来，那是李迪创作的一段困顿期，他虽然笑呵呵的，但内心其实是苦闷的。
迪兄的服装店没开太久就关门收摊了。从此他专心写作，也更加“靠拢组织”，积极参加作协的活动。第一届红塔山笔会之后，我和李迪又一起参加了第二届、第三届，以及后来无数个同行的文学活动。我在创联部工作，经常组织作家出外深入生活和采风，有合适机会我就会叫上他。迪兄的采风文章来得快，写得活，有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动情时催人泪下，俏皮处又令人忍俊不禁、开怀一笑，许多报纸都愿意用他的文章。与他同行，总会多出许多快乐，一路上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逗不完的乐。
2009年11月，中国作协和公安部联合组织“中国作家进警营系列活动之走进公安监管场所”，我把迪兄叫上了，他一向对公安司法题材情有独钟，自然开心有这个机会。果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丹东看守所这个素材，回来之后，他又独自数次重返丹东补充采访，创造了七下丹东看守所的佳话，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后来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一团作家，独他出了一个有分量的作品，抱了个大金娃娃。2011年9月，中国作协创联部在丹东举办李迪深入生活现场座谈会，高洪波、张策等许多重量级嘉宾到场，我借着迪兄的抬举成为那次会议的主持。迪兄有一种本事，总能通过他的深入生活，很快和他采访所在地的上上下下打成一片。他的这次采访写作，上至公安监管局领导，下至看守所的普通干警，深得他们的尊敬和喜爱，在丹东的那几天，我们仿佛被周围干警的热情包裹着，亲眼见证了迪兄与他们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关系。
自那之后，迪兄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似乎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注意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创作上也明显火力全开，像《血色兰花》等作品都是此时陆续推出。看到迪兄重新找回状态，我为他开心，开玩笑说他是“铁树开花”，他则嘿嘿地笑而不语，我知道，他会暗地里加油的。
作为好友，我总是迪兄创作第一时间的分享者。每次迪兄发来他的新作时，我都分明感到他在等待着我的回应，一俟我写了感受回过去，他立马热切地回复，享受着一种灵魂契合的欢愉。当然，有时他也很在意我的意见，从善如流。
2013年秋天，他写了一个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在电话里把创作缘起说了一遍。这是迪兄在理发时从发廊女老板那里听来的故事，讲述的是这个叫菊儿的女孩曲折命运的成长史。小说我读了，哭得稀里哗啦的，迪兄笔下的煽情本事再次让我折服。但我对小说的题目《我的眼泪为谁飞》不以为然，觉得流俗。不想这随口一说的话，竟让迪兄记住了。忽一日，我在恩施出差，正在汽车上，接迪兄电话，说：“你不是说那篇小说的题目不满意吗？正好想趁出书换个题目，我这会儿在作家出版社这儿，正定封面呢，你抓紧想一个，有好的马上发过来，赶紧的！”我的天哪，这叫一个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