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大多数面包房、餐厅，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后厨是完全透明的。这是李绍嬅的主意。10年前，曾是台湾金融业高管的她和丈夫移居北京，当了全职妈妈，参与女儿学校的“雷锋日”活动时，了解到聋儿，开始教他们制作点心，2017年开了这家咖啡屋。如今，咖啡屋不仅存活下来，还开了一家分店，听障西点师能独立烘焙、接待客人、与商场开早会、协调店内事务……后厨由透明玻璃围起来，这有两个寓意：让顾客看到点心制作的全过程;让听障西点师被“看见”。不久前，央视《面对面》播出对李绍嬅的专访，她因这段经历和台湾母亲的身份圈粉，受到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听障人士与普通人的差别只是听不到。其实，更本质的差异在于：他们因失去语言能力难以理解普通人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失去“社会能力”。那么，为什么我们该了解这些更深层次、更微妙的故事？这位台湾母亲又如何改变着他们？

整个9月，记者多次来到彩虹天使咖啡屋开在北京海淀区、朝阳区的两个店面，发现李绍嬅有一种试错的勇气：让一些曾脱离社会的人从犯错中学习那些本不应缺席的人生功课。可以说，对这群听障人士而言，李绍嬅是他们无声世界里的“调音师”。

让我们从“台湾妈妈”李绍嬅的视角，进入听障人士的世界。

被“雷锋日”作业所改变

2016年，李绍嬅女儿所在的学校布置了一项“雷锋日”作业，让母亲带孩子一起做公益。李绍嬅来到一家位于海淀区的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各个年龄层的听障人士。那时，她正负责导演一部话剧，坐在台下的有许多听障儿童。

听障小朋友听不见，但看得好认真！认真到什么地步呢？当时那个话剧讲大灰狼吃掉小羊的故事。演完后，一个听障小孩冲上台，给那个饰演大灰狼的男孩一拳。原来，他完全沉进了剧情，觉得这个大灰狼真的好坏，怎么可以欺负小羊？！

那时候，我很受触动，决定做点什么。我想到教他们做点心。听障人士尤其是小朋友对抽象的东西没有概念，我告诉他们具体的事情，比如做点心，他们就很有兴致。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他们基本动作，比如手心向下，因为拿擀面杖就得把手心朝下。

但很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们。比如我有点微表情，一名听障孩子就跑出去哭。我吓坏了，他们遭遇过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

我想到了家访。2017年1月，我带着两个女儿，租了一辆车，开了7个小时到小超（化名）家里。小超是个大男孩，他妈妈年纪和我差不多，却显得特别苍老，我喊她姐姐。这个姐姐怀孕后还在一家工作环境有污染的工厂上班，胎儿受到影响，小超出生后就有听力问题。亲戚和邻居在背后耳语：“这是上辈子造的孽。”小超妈妈就一直活在自责里。装人工耳蜗要十几万元，农村家庭负担不起。小超长大找对象，对方家里嫌弃他，担心小孩遗传耳聋。这个怎么会遗传嘛！但家人不懂，又没法解释。他变得很自卑、很敏感。

那时，我问小超妈妈：“可以捐钱给他吗？”她超有骨气，说：“李老师，我只希望他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姐姐承担太多了，想分担点什么，决定在康复中心开一间点心教室，教授成年听障人士烘培技能。

我们烤出了手工饼干后，我带着女儿和志愿者上街推销点心，一份20元，可都没卖出去。路人很不客气：“聋儿做的，不干净吧？”“做公益不是该捐款吗？为什么要卖东西？骗人的吧？”回店里，我坐到角落里发愁，一位西点师哭着跑出去。原来，敏感的他看到我的表情，以为做错事惹我生气了。为了不让大家难过，每次回来我就笑着比划说：“全卖光了！”其实是我自己掏钱买下来送给朋友了。

2017年底，台资企业协会知道了咖啡屋，打算找我们订些中秋礼盒，试吃时一个人“嗯”一声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