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功勋》剧本创作筹备阶段，各个单元的主创人员曾分别去拜访了功勋人物和他们的亲朋同事。谦逊，是这些人给创作团队留下的共同印象。

张富清一字一顿地说：“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做了应做的一部分事情”;孙家栋从来不讲自己吃的苦、不讲自己的功劳，讲的永远是他的团队、他的同事们;屠呦呦滔滔不绝，但话头总离不开青蒿素，反复强调“千万别把这件事说成我一个人的功劳，是集体的功劳”;拍袁隆平时，他一如既往的亲和，笑着摆手：“我平淡得很，没什么可拍的。”

如何将这些在功勋人物口中稀松平常、在观众眼中高不可攀的故事，拍得好看、动人，是《功勋》总导演郑晓龙过去两年里一直琢磨、探索的问题。

采访郑晓龙那天，他执导的单元《屠呦呦的礼物》刚刚播完，待3天后《袁隆平的梦》结局，《功勋》的首轮播出就收官了。郑晓龙终于能稍稍放松下来。“这刚一泄口气儿，就感冒了。”从两年前接受任务以来，紧绷了太久，郑晓龙念叨“现在只想给自己放个假”。

剧集开播以来收获了如潮好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通知要开《功勋》创作座谈会，但交谈中，郑晓龙还是会探身认真地问记者：“你觉得怎么样？”

“拍老百姓爱看的电视剧”，是郑晓龙这些年对自己的创作要求，也是大众对他执导作品的一贯认知。

从高光时刻破题

2019年9月“共和国勋章”颁发之后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找到郑晓龙，提出要拍8位功勋人物的电视剧，希望他担任总导演。一开始郑晓龙心里有些打鼓，就没立马答应。

“一是因为当时我对8位功勋人物不太了解，许多都是只知道名字;二是要拍得老百姓爱看，我感觉难度很大。”郑晓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拍其他类型的片子可以大量虚构，有很大创作空间，但这次的英模题材都是当代的真人真事，这些功勋人物的故事怎么讲？虚构能到什么程度？真实要达到什么标准？分寸特别难把握。还要拍得老百姓爱看，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我不想把它当做一个任务，拍完就完事儿了，要拍就得拍好。”

抱着“先做研究，看看到底能不能拍”的心态，郑晓龙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抱回来一堆材料，又在网上到处搜集素材，找来功勋人物的传记阅读，看着看着，郑晓龙就被这样一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感动了，也理解了为什么国家要授予他们“共和国勋章”，这枚勋章的意义何在。就这样开始有了创作冲动，慢慢形成了拍摄想法、找到了破題思路——不做面面俱到的传记，在有限的篇幅里充分展现人物的高光时刻，让观众明白为什么“共和国勋章”颁给了这8个人。

比如申纪兰，此前，郑晓龙只知道她连续当了13届全国人大代表，但这足以成为她被授勋的理由吗？比起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申纪兰身上更闪光的点是她为人民做的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有着“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风俗的山西平遥西沟村，申纪兰坚持“劳动就是解放”，把“男女同工同酬”的议案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最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男女平等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