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译完《苦闷的象征》半个月后，鲁迅又购买了厨川白村另两部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第二年一月即开始翻译《出了象牙之塔》。虽未译《走向十字街头》，但在《出了象牙之塔》的译后记里，谈到走出了象牙之塔以后又将如何时，他全文译介了厨川在《走向十字街头》序文中对此所作的描述：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盼，彷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暂时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骚扰之巷里，来一说意所欲言的事罢。用了这寓意，便题这漫笔以十字街头的字样。

作为人类的生活与艺术，这是迄今的两条路。我站在两路相会而成为一个广场的点上，试来一思索，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如摩理思，则就照字面地走到街头发议论。有人说，现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没有碰壁，不过立在十字街头罢了，道路是多着。

年逾四十的厨川，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虽有所迷惑，但他显然是赞同英国那些怀着社会改造理想，走到十字街头发议论的文明批评家所做的选择的。鲁迅也已跨过四十岁这道人生门槛，步入了中年;五四退潮后他陷入“荷戟独彷徨”之境，正在寻找一条可走之路，厨川这些话想必会在他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其“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所写《这个与那个》中的这段文字，尽管意思不同于厨川，但二者间的关系还是隐约可见的。

自从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以后，鲁迅一直在“寻路”，在探求摸索一条自己可以走、能够走，也应当走的道路。而他这一时期的文章里，关于“路”“道路”，关于“走路”“寻路”，关于“活在人间”，以及“如何走人生的长途”之类的表述和意象颇多，恐怕绝非偶然。

鲁迅曾经对朋友表示，其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而《野草》里唯一一部短诗剧《过客》，据说他在脑子里酝酿了将近十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表现形式，一直迁延着没有动笔;尽管最后写出来了，但并不十分满意。可见“走路”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鲁迅，久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旨在表现自己独特生命哲学的《过客》，他是格外看重的。

诗剧的主角，黄昏时分仍在踉跄赶路的“过客”，酷肖鲁迅。这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显然是作者自况性的形象，而又明显具有深邃婉曲的象征意味。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自有记忆起就只一个人这么走。作为一个“独行者”，他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只知道要走到前面的一個地方去。

过客已走了太多的路，脚早已经走破，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血不够了，需要喝些血，但不知道血在哪里;只好靠喝水，来做些补充。他喝下了小女孩捧来的一木杯水，但却谢绝了她又递上让他裹伤的一片布，担心这“太好”的“最上”的“布施”，会影响自己义无反顾的“前行”。

这个独自寻路前行的人，不会在中途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名副其实“过客”而已。他的使命，只是听着一个声音的召唤，在“似路非路”的荒野往前“走”。他“息不下”，“只得走”。“走”几乎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宿命，亦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谓“良心命令我去做的特定行动”。他并不介意也不确知“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不管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抑或坟地（按：即生命终点，亦为死亡的隐喻），或者坟地之后还有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这么不停地往前面、朝远方，一直走下去……

过客的生命意义，自然并非用前边那个终点就能够标示与衡定。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走”的行动当中，在“走”的过程之中。西哲有所谓“向死而生”之说。鲁迅的过客，大概会让人想起那个来自西土的反复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但恐怕是更近于他笔下在淡漠的悲哀和淡红色的血色中“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的。显然，对于鲁迅来说，“走”就是他的“行动”，就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在伪自由、无自由的现实世界中，他由此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希望和绝望皆为虚妄，那么鲁迅便不再纠葛于这两者之孰有孰无，那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他最看重的，就唯有“行动”，唯有“走”，唯有“向前进取”，“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

鲁迅的自由，不过选择的自由、“走路的自由”而已。“走”即“行动”，即鲁迅的人生实践、存在意义和自由意志，即他的“与黑暗捣乱”“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与哲学家罗素所说的耽于幻想的“感情哲学”，或沉溺于大体系建构的“理论哲学”均迥然不同;鲁迅这一独特的哲学，无疑属于“把行动看成最高的善”的“实践哲学”。走，也是反复出现在《呐喊》《彷徨》中的多篇小说，以及《野草》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他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时，署名“迅行”“令飞”，是“取前进”之意。而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第一次署名“鲁迅”，则是“承迅行”而来。减去“行”字，加以“鲁”作姓，因为母亲姓鲁，“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平常鲁迅出门、走路也大都是这个样子，“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他一生都在行动，都在抗争，都在路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下来。作为孤独的精神战士，鲁迅在五四落潮后的生存形态、写作方式和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则是直接得益于厨川白村的启发、示范和引导的。

二

在《出了象牙之塔》的译后记里，鲁迅引述了厨川对于出了象牙之塔又将如何的看法后，又接着发议论道：造化所赋予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与经历相伴，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彷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