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李伟长这个名字，大概还是博客时代，那时候我们都在给报纸和周刊写书评。伟长出手很快，每篇书评发表之后都会及时贴在博客上，还附上令人艳羡的出处，我有段时间但凡面对截稿期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去“书评人李伟长”的博客看看，找找灵感。

在伟长的新书《未被摧毁的生活》里，有一篇《格拉斯的洋葱》，借谈格拉斯《剥洋葱》之名，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回忆并反省自己最初写格拉斯《剥洋葱》书评的经历，他写得诚挚，我读起来，不免心有戚戚：

因为虚荣开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不曾经历过不写就活不下去的刺激和压抑，也没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意识，这篇书评就是最好的罪状，一篇命题作文。这样的罪证越来越多。对青年来说，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固然要命，更要命的是没有冲动，心底沒有想说的话，尤其是思索过后的理性存在。没有看法，不是不愿意表达看法，而是真的空空如也，无物，也无言。作为意义对应物的词语，当然不会单独存在，即便有言之有物的废话，那也是一种预设好的表演。

某种程度上，我和伟长一样，都是从写书评开始学习写作的。这种写作，相对于写小说或写诗歌来说，确实有些不同。一个纯粹写小说或写诗歌的年轻人，在获得公众认可之前，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孤寂的自我成长期，在这个时期里，他独自摸索，只和自己斗争，也只为自己负责。但写书评的年轻人，在起始阶段或许会容易一点，因为有明确的题材，明确的受众群体，甚至是明确的风格设定—“一篇命题作文”。与之相应的，因为附着于大众媒体，一篇书评的发表周期会比小说、诗歌的发表周期要快很多，书评作者的名字可以时常见诸报刊，其虚荣心似乎也较小说、诗歌写作者更容易满足一点。当然，一个初学者未必会意识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篇书评的生命周期也会比小说或诗歌更短促一点。

然而，即便一个年轻人开始写书评是“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但假如他得以一直将书评这种写作形式持续下去，这其中必然有一些和他性情相符的东西，比如说，相较于自我表达的欲望，他更好奇于如何理解他人并传递这种理解;又比如，他乐意接受一些限制，他对共识的渴望会甚于对自由的渴望，他不太会是一个热衷于从反抗中获取存在感的人。

伟长这些年相继出了好几本集子，从最初的《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到后来的《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到现在的《未被摧毁的生活》，这些书里所收集的文章，都和一本本书有关，虽然他现在更愿意称之为阅读随笔，似乎希望摆脱“书评人”这样一个如今渐渐显得有些轻巧的定位，但他摆脱的方式，并不是完全另起炉灶，很多时候，他摆脱的方式是重写那些过去写过的书评，这种重写我相信在伟长这里是有意为之的，在新书《未被摧毁的生活》中尤其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格拉斯的洋葱》一文中，一篇十几年前的书评处女作被如今的作者逐段拎出来无情地吊打，这种自我回望与反思恰和《剥洋葱》这本书的文体乃至“剥洋葱”这个意象相一致。重新面对旧作的过程同时也是重读格拉斯《剥洋葱》的过程，书还是那本书，但读那本书的人成长变化了，他所看到的东西自然就有所不同。一个年轻评论者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完全顺着评论对象去演绎，二是完全由着自己趣味去褒贬，或仰视或俯视，或卑或亢，这其实也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最容易呈现出的一体两面。今天的伟长意识到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青年书评人”所犯的错误，也对格拉斯有更完整成熟的认识。他曾经被格拉斯的文字表象所蒙蔽，没有意识到格拉斯的忏悔自传中那些企图掩饰和构建之物，他如今的目光更具穿透性，却也不是要就此否定格拉斯，而是更进一步，试图去理解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