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托奇遇记
作者 金莹
发表于 2021年11月

二○一八年的英伦三岛之行中,布里斯托并不是旅途的重心。按事先定好的计划,将这座城市作为从伦敦至伯明翰的长途中转站,选择住宿其间的一日往返巴斯,使行程不那么匆忙。布里斯托距离首都伦敦一百九十公里,作为英国西部的主要港口,早在十一世纪就建有独立城堡。埃文河(Avon)和弗洛姆河(Froom)的交汇为布里斯托提供了一个海港。布里斯托最古远的名字为“Brycg-stow”,意为“桥旁集会之地”。中文旧译为“碧仙桃”,似乎和被译作“翡冷翠”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一样让人容易产生浪漫的联想。不过,布里斯托更多地与贸易和工业联系在一起。十二世纪发展成贸易港口,十三世纪形成造船中心,除了向爱尔兰出口羊毛、皮革、肥皂等,布里斯托也是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重要城市。十七至十八世纪,这里成为了从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输入糖和烟草的中心。工业革命兴起后,布里斯托逐渐被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超越。尽管如此,它在航空航天、信息科技及金融贸易等方面仍处于重要地位。布里斯托大学共培养了十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如今,热气球和涂鸦画家班克西无疑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在布里斯托入住的民家位于热闹的购物区布罗德米德(Broadmead)步行街。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客厅尤其敞亮。主人安装了双层玻璃,我原本以为是出于御寒的目的。窗台上有很多的羽毛,不停地能听到海鸥们飞翔和俯冲的声音。原来生活在海港城市,都需要双层玻璃来防噪。步行街的街面很窄,大约上海南京东路三分之一的宽度,我甚至可以从客厅的窗口清楚地看到对面一楼店铺里收银员的各项操作。那是一家塞恩斯伯里(Sainsbury),而且是在双休日也营业到晚间八点的便利店。对于周六入住这里的我们来说可是帮了大忙。欧洲的大型超市都秉持周六日闭店(有的是周六开放部分时间)的作息。店铺虽小,基础品种却算丰富,我在窗口就可以观察好想要购买的物品。周末的步行街热闹异常,一晚上不断听到成群的年轻人或嬉戏或高歌从楼下经过,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垃圾清扫车开上街道,打扫一夜狂欢后的战场。

在布里斯托的城区闲逛,想寻找一处制高点来鸟瞰城市,路人推荐我们去“阿尔伯特塔”。在英国的各个城市都有以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命名的建筑和纪念地,听起来也是合理不过。这一座纪念塔位于布兰登山(Brandon Hill),从整个山丘就可以眺望到布里斯托的全景。山丘承担着公园的功能,不断有健身跑步的当地市民从我们身边经过。不过奇怪的是,这一座纪念塔看起来丝毫没有皇家的装饰风范,也没有找到阿尔伯特国王的雕像。纪念塔周围的植物处于自然生长状态,如果想要登塔,还得蹚过几个坑坑洼洼的小水塘。此外,塔身的视觉效果高耸入云,更像是瞭望塔。我走到塔旁看说明文字,原来不是“阿尔伯特”,而是“卡伯特”!差点因为听错闹了笑话。卡伯特塔的所在地在中世纪时是一座属于圣雅各修道院的小教堂。十六世纪,教堂被风车所取代。纪念塔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奠基,次年七月完成。塔高一百零五英尺(約合32米),用红色砂岩与奶油色巴斯石建造,包括一个螺旋楼梯和两个观景平台。

卡伯特塔

谈到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人们的目光总是汇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以及恩里克王子。而这位卡伯特,可以说代表了英国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一四九六年,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关于他名字的其他记录为Giovanni Caboto、Juan Cabotto、Zuan Chabotto)和他的三个儿子路易斯(Lewis)、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散修斯(Sancius)首次被英王亨利七世授予航行特许权。一四九七年的第一次航行,卡伯特所拟定的目标是东方(中国、西潘吉[Cipango,即日本]、印度)。他成功到达了北美地区,发现了渔业资源丰富的纽芬兰。关于一四九八年卡伯特的第二次航行,未能留下任何可靠的记录,连他本人的生死也成了历史之谜。

布里斯托大学的历史系于二○○九年成立了卡伯特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的动因来自于鲁达可(Alwyn Ruddock)博士的前期研究。鲁达可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关于欧洲在哥伦布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大陆的三百年之后是如何参与到北美事务的,并试图提供出一些革命性的理解方式。她将目光放在了布里斯托的对外航行上。鲁达可对卡伯特和他儿子们的航行进行了聚焦,并相信卡伯特在一五○○年回到布里斯托(目前的大部分观点认为他在第二次航行中失踪)。但是鲁达可从未出版任何成果,并在二○○五年去世之时下令销毁自己的所有研究。从二○○六年开始,布里斯托大学的埃文·琼斯博士(Even Jones)和他的助手们开始进行广泛的调查,想要知道鲁达可发现了些什么以及她可能掌握的材料的来源。在不断获得捐赠经费的情况下,项目组的研究循序渐进,有关布里斯托的北美航海发现之旅的研究成果日益浮出水面,并刊登在学术杂志上。也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各地大学的研究者陆续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根据研究者们收集的材料,他们断言卡伯特的探险活动得到了伦敦一家意大利银行的经济支援。另一部分学者则集中于对卡伯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的研究,他们从冒险家和商人们的国际网络以及他们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来阐述大航海时代的英国。卡伯特项目的开展的确充实了英国史和布里斯托本地史的研究内容。

显然,卡伯特是布里斯托的名人。就在我们入住的步行街的另一头,有一座以卡伯特命名的综合商场(Cabot Circus),现代化设计的玻璃走廊,连接起环形的商铺,被选为布里斯托旅行打卡之地。在著名的圣玛丽红崖教堂里,也有几处与卡伯特家族相关的纪念物。礼拜堂中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雕像旁,有一根长长的、弯曲如象牙般的物件,便是卡伯特航海带回的鲸鱼骨。教堂北门上方还有一个卡伯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时驾驶的“马太号”探险船的模型,教堂内的花窗玻璃上也描绘了卡伯特带着他的三个儿子驾船航海的情景。

卡伯特约一四五○年出生于热那亚,一四六一年随父亲移居威尼斯。父亲是香料商人,卡伯特自幼从意大利海员和商人那里学习航海知识。一四八○年全家移居伦敦,在此期间他独立形成了向西探航前往东方的设想和计划。一四九○年至一四九四年间,他去过里斯本、瓦伦西亚和塞维利亚。一四九四年,举家移居到布里斯托。埃文·琼斯博士的研究表明,根据一四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伦敦的西班牙使者阿雅拉(Ayala)呈送给西班牙双王的信件,早在一四九一年,卡伯特就鼓励一些探险队从布里斯托出发去寻找幻想中的巴西和安蒂利亚岛。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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