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什么小说写作需要新革命？”2020年9月，王尧老师在第六届郁达夫奖的审稿会议上表达了对当下小说创作的失望。他认为不能用一种或几种文体来限制小说，因此他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理念。之所以说新“小说革命”，是因为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革命”做了区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革命”是解决了“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想请王尧老师讲一讲，当时为什么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的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

王尧：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通常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出现称之为“小说革命”，我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有一章就是专门讲“小说革命”的。“小说革命”这个词并没有广泛流行，在当下语境中，“革命”也是容易引起误读的一个词，其实，“革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小说革命”讲的是小说从理念、价值、内容、形式等一系列的变化、变革，和政治上的“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涵义。

2020年评选郁达夫小说奖时，我和一些初评委讨论候选名单。说实话，我看过参选作品后并不满意。不仅是对入围的小说不甚满意，而且对近二十年来小说整体上的停滞状态感到失望。1985年，我们的小说在范式上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少，延续先锋精神的作家也比较少。我在会议上的发言，经上海的《文学报》报道后引起关注，报社又约我再写文章，我匆忙写了《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请注意，我的关键词有三：“新”“必要”和“可能”。我没有用“方案”或者“路径”，尽管我提出了小说需要革命，但我对小说的未来、“小说革命”的路径也没有把握。关于我对“小说革命”的理解，我在文章中或其他访谈中说得很多，这里不重复。从去年到现在，这个话题引起了批评界广泛讨论，《江南》杂志组织了几十个青年作家、批评家来回应这个话题，我获益很多，也读到了其中的不同观点。至于说为什么提出这个话题，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是基于文学史和小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伟大的小说家，就在于他能不能打破小说原来的边界。当代小说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几代像阎连科、莫言这样的作家，不断用新作品重新定义小说，我称之为“小说革命”。我们可以互相参照，但不可以用一种小说来定义另外一种小说。在俄罗斯访问时，我想，我们不可能用托尔斯泰来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我们也不能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定义托尔斯泰。我们的文学评论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代主义的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个偏差，我们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看待现代主义的小说，这完全是错位的，方法和对象的错位。

第二，前年我和阎连科老师在武汉做讲座，他谈到了“二十一世纪小说”这个概念。“二十一世纪小说”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早几年，我们两个人应邀到日本交流，在神户一条街道散步的时候，阎老师就给我提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二十一世纪的小说，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我们讲卡夫卡，讲许多作品，但是我们有没有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小说？二十一世纪的小说不通过革命变化是不可能达到的。”后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说的“小说革命”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包含了某种期待，想激活小说创作。在這一年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朋友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走走：阎连科老师在人民大学教创意写作的时候，一直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你的写作到底有没有具备想象力？其实在我们之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本身也是很狭窄的，后来阎连科老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神实主义”。我觉得这个文学的概念其实是对应了刚才王尧老师说的那种新的文学理念，这个文学理念本身也是符合现实的荒谬性、戏剧性的。我们常常说文学是高于生活的，但其实生活很多时候是在颠覆文学本身。所以，我想请阎老师来讲一讲“神实主义”。

阎连科：“神实主义”大约也是新“小说革命”的内容之一。

把“神实主义”放大一点，也就到了新“小说革命”这个问题了。新“小说革命”是去年王尧老师提出的，相关文章最初登在《文学报》上，后来《江南》杂志连续三期刊登了八十六位青年作家、青年诗人、青年批评家对这个话题的回应。这八十六篇回应文和张莉、杨庆祥的引导文，我是每一篇都看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看台，去了解年轻作家、年轻批评家在谈什么、想什么，他们面对文学的态度是什么。就这个“小说革命”的话题而言，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和青年批评家来参与和讨论，而且每一个人都讲得非常认真、非常有道理。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些讨论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和王老师一样认为小说创作是需要革命的。但这些人很少有人说怎样去革命，几乎没有人谈到“小说革命”的方法和途径。第二，是说小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革命，所谓的创造就是革命，因此这些人诘问：“小说还需要革命吗？”第三，有不少作家说，我们顺其自然，只管写作，不管别的。也就是说，作家只低头拉车，不需抬头看路。写作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革命就革命，不革命就不革命。从这些讨论去看，大家理解的革命或者不革命，还多少止步在形式上或形式与内容的模糊和暧昧上。因此，我是觉得小说亟需的革命，应该是形式与内容上共有的，甚或是在内容上的革命，而不是我们说了几十年的形式和语言。

就形式与内容而言，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文学的问题。文学上有各种主义和门类，但没有一种主义和门类，能够穷尽对文学的界定和疑问。想一想，世界上有两个学科，人类永远无法去回答它——这两个学科中的终极真实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更接近或可能抵达真理的那个答案是什么？第一个是天文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认识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在百年内，人类是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它对人类来说，几乎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第二个就是文学，文学面对作家、读者和批评家，我们永远无法说哪个是最好的，哪一种是必将淘汰、毫无意义的;哪个是彻底落伍的，哪个是永恒进步、正确的。

恰恰因为没办法，我们才要不断地探求它——比如说我们对宇宙的探寻。宇宙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令人类着迷过，我们每天都想知道火星是什么样子，木星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想知道宇宙的边界在哪儿，是从哪里开始的，可能到哪里是终点。而文学也一样，今天好像文学就是这样，不会再有别的不同了，但这不是文学的边界已经被我们把握了，而是面对人和世界，作家似乎已经无力了;不是文学就是这样了，而是我们面对文学的未来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了。人类的生命是流动的，不会是相同和一成不变的。面对流动的生命、生活、现实经验和世界，文学自然也该是流动的和多变的，而不该是停止不变的。当文学去对应流动的、多变的经验和现实时，不得不说我们的文学几乎是停滞不前的。我们几乎是用不变的文学去回应多变、不息的现实。谁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每个人都能体会生活的多变和诡异，一如旋转不停的巨型万花筒。可是文学呢？文学只不过是大街上人人可买、可以拥有的千篇一律的微型望远镜。你能看到哪，我也可以看到哪;你能看到啥，我也能看到啥。

生活的深邃距我们有百里之远，我们却只能看到某一部分或者某一点，再或者，只能看到某一层面上。具体一点说——首先，文学是需要真实的。几乎真实就等同文学的终极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