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上有过张恩和这样一个人，现在没有了。
张恩和先生逝世后，我请黄海飞帮我送个花圈。黄海飞问：“要不要写挽联？”我答：“不会啊。”真的不会。黄海飞又问我：“姓名前面怎么署？”“学生还是好友？”我说都不恰当。
我不是他的学生。我称他“张老师”，对他那个年龄段的人，我都这样称呼。在专业方面，他没有直接指点过我。
我不是他的朋友。在写这篇文之前，我读到朱寿桐先生的《匆匆别去说鸿儒》。朱寿桐说张恩和是“称得上‘鸿儒’的学者”，并记述了1992年在北京新万寿宾馆开会期间张先生每晚主持的“神侃大会”：“海阔天空地狂聊，古今中外地神侃，聊得昏天黑地，侃得有天没日。”1992年那次会我也去了，但不知会下另有“神侃大会”。假如我去旁听“神侃”，估计也搭不上话。我也曾被人认为“挺能侃的”，但我只会说些不着调的八卦。张先生不曾与我闲聊。我想：即使有机会，也未必聊得起来，正如唐弢老师与我聊不起来。
告别仪式过后，黄海飞把照片发给我，他在我送的花圈挽带上的名字前面署了“后学”，很恰当。从照片中，还看到训诂学家王宁先生送的花圈，署“好友”。我这样一个琴棋书画一样不懂的人进不了张恩和先生的朋友圈。
二
四十多年前，我刚读研的时候，从唐弢老师那里知道了张恩和，知道了他的文章。
1978年，唐弢老师出的研究生复试题是《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后者我没听说过，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差不多忘光了，于是绕着从文学史来看的“狂人是反封建战士”等说法东拉西扯。入学后，唐老师说：“你还是会写文章的，但是没有好好读《狂人日记》。”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搞现代文学，一定要把《狂人日记》读透。听了这番话，我读研后的第一篇作业就是《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樊骏老师说：“你好像很喜欢契诃夫，但对《狂人日记》理解得不够。”唐弢老师给我改了些文章的字句，并且在作业后面写了几篇涉及《狂人日记》的研究文章题目，让我找来读读，其中有茅盾的《读〈呐喊〉》，有张恩和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我读了这几篇文章，却更写不出什么来了。《狂人日记》成为我迈不过的一道坎。四十年间，我没敢再写阐释《狂人日记》的文章。
唐弢老师说：张恩和的学术起点很高。
1963年，张恩和的论文《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经唐弢老师推荐发表在《文学评论》。此文挑战了当时几近公认的“战士”说，令人信服地说明狂人“确确实实是个狂人”。张先生阐释，鲁迅的批判性思想怎样经由狂人的呓语呈现并形成影响力时，强调了读者的参与以及作者怎样调动读者的参与。张先生对作品/读者关系的理解，与接受美学的一些命题相近：作品依赖阅读主体的积极介入、感知，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功能通过读者阅读实现。
张恩和先生与姚斯、伊瑟尔等西方学者心有灵犀吗？1967年，姚斯提出接受美学的概念。发表《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时，张先生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唐弢老师研究鲁迅几十年。听专注于鲁迅研究史的学者说，唐弢最好的两篇论文之一是发表于1981年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篇长文的第一节即“从《狂人日记》谈起”。据张恩和回忆，唐弢老师写这篇论文时与他讨论过对《狂人日记》的理解，并提到他发表于1963年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唐弢老师去世后，张先生在悼文中写道：“唐弢同志关于《狂人日记》的见解和论述，当然要远比我那篇小文提出的看法深刻透辟得多，论证也更为有力。”“我知道唐弢同志不单是在阐述他自己对鲁迅小说的真知灼见，也是在支持和加强我的看法，想到这里，很自然地就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泽被后人，永存风范——缅怀唐弢先生对我的指导》）张恩和先生说得恳挚。而从另一角度看，唐弢《论鲁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对《狂人日记》的阐释，确从张恩和识断独到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中得到过启发。
唐弢老师欣赏张恩和的学问文章，曾与张恩和共同署名发表《论鲁迅早期“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唐弢老师极看重自己的文字，他只与两个人联合发表过论文（另一人是他的博士生王友琴）。
张恩和先生称唐弢是自己的“严师良师”，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更介于师友之间。我这样说，并非凭空猜想。
写到这里，想插叙一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具体时间忘记了。室里一位年长的同事对我说：“你该去看看唐先生。”他前些時听唐弢感叹：“我的学生也不来看我。”我很惊讶。唐老师以前说过，他写文章时很怕打扰，因而没有具体的事时我不会去他家。而人的心情是动态的，会变化。我很惭愧，于是当天下午就约了同学前去看望。唐老师很高兴，很慈祥，问长问短。可关心的方方面面都关心过了，我发现唐老师可能比较费心地在想还要说点什么。我除了问候他的身体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唐老师和师母一再留饭，我们还是告辞了。这次看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回想与唐弢老师的关系：他是尽责的导师，他曾逐字逐句地教我怎样把文章写得清通、有节奏、“娓娓而谈”（这是他多次说过的词语，也是他最喜欢的文字风格）。他对我很好，真是很关心我。我从未对他说起过自己有什么困难，而他从他人那里得知后，会主动地、尽力地帮忙。我感动、感激。但是，唐老师与我聊不起来——我指闲聊。能聊得起来，是做朋友的基础。唐老师和我，只是师生，不涉“友”。
唐老师和张恩和是聊得起来的。他们交往较多，有几次还一起出行。谈鲁迅、谈现代文学之外，他们还有别的话题，比如书法，他们都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这门“看家本领”以及相关的情趣。
记得第一次和同学去唐弢老师家时，他一一问我们：“有字吗？有号吗？”唐老师解释说，对人客气一些的，不好直呼其名，要以字相称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字，他会礼貌地以字称呼。关于字号的常识，我还是知道的，但觉得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古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