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更是目的
作者 郑少雄
发表于 2021年11月

“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这种描写心理活动、忧伤而充满隐喻的句子想必不会出现在中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里,但在前人类学者所写的小说中,可能比比皆是。

作家淡豹的第一部小说集《美满》出版近一年,同时收获了赞誉和批评。批评的声音认为《美满》缺少成熟的故事和立得起来的人物,语言冗长、拗口、翻译腔,各种主人公都在说作者风格的大段独白。这些批评有其道理。在写小说之前,作者是一名记者及社评人;更早前她是一名从业近十年的人类学者。一方面,熟悉其风格的读者都知道,她在公共媒介上的发言常常是密不透风的,她总是试图达到令人无可辩驳、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沟通效果,思维进展得又太快了,以至于听者常常跟不上她的思路—写小说时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就算不大懂小说语言的人,其实也能觉察到许多地方的叙述相当生动、紧凑、爽利。描述女主人公对丈夫出轨从愤怒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她写道:“像参加了十四天的欧洲旅行团之后终于吃到中国菜,早餐有热白粥和切成四瓣的咸蛋,一切都不僅得到了安慰,还得到了荡涤的感觉。也像给孩子换下太久没有更换的尿布,洗一洗,涂上红屁股膏。一切简单、干净、香、甜蜜,嘎嘎地欢笑,重新启动了。”写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倦怠,看见她在手机上点餐,“与其说是在挑餐厅,不如说是在检查餐厅”。雕塑(语言)让大理石(作品)闪光,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稀见。

赞誉多来自专业评论者,除了聚焦其富有洞见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外,还认为作者能够驾驭多样的题材、视角和风格,思想犀利深邃,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一旦被标识为知识分子小说,无疑就表明了可以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也就是小说的外部来讨论小说。这里我们不如更精准地说这是一部人类学者小说。作者从人类学者向专业作家的转型,曾被外界误解为对人类学的失望以及在写作中表现出反人类学倾向。因为人类学向来对伦理及主体性高度敏感,讲求让被研究的人群自己说话,她却公开宣称“写小说能让人物说出我要求他说的话,我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那为什么还可以称为人类学者小说呢?

在话语权力和修辞政治被放到后现代的显微镜下之前,现代人类学固然一直强调所谓本地人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家书写民族志时,其实都是按照既有理论和观念的指导先构建了一个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整体主义描述,首先土著的观点是在这个整体主义背景中被读者理解的,其次人类学家只是选择性地展示土著的部分说法,最后关于土著社会的分析和结论又是由人类学家做出的。所以,尽管我们看似听见了土著的声音,但是得到的印象和观点其实是人类学家决定的。作者宣称让人物说出她的话,与现代人类学的做派其实并没有抵牾。人类学者想必都心知肚明自己在借别人的嘴巴说话。

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最后也转行成为职业小说家。他说:“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观察一条河流的走向,那么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观察者,后者则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条鱼—每一刻都有一百万种选择。”可见为高希所珍惜的是作为小说家的两个特征,一是参与感与代入感,而这本身就是人类学的特征;另一是因为虚构的特权而带来的丰盛可能。高希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学者小说的特质,如果将前一个特征归结为“把自己作为方法”—一种社会科学的进路,毕竟“游泳者或鱼”的目标是为了“观察河流的走向”,即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的揭示和阐释,那么后一个特征则可以表述为“将自己作为目的”—一种文学的进路,毕竟“一百万种选择”所指向的是差异化的故事讲述,也即整体性社会浪潮中的独特个人体验或命运。人类学者小说的高明之处必定在于真正有意识且深刻地结合了这两个特质。

虽然早已有所谓自我民族志的说法,但“把自己作为方法”是由人类学家项飙新近提出并使其风靡中国学界:“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要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它的指向肯定是外在的,是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美满》的九个篇章固然涉及完全不同阶层、地域和人生阶段的人物,但是通过对普通个体及家庭生命经验的对象化和问题化,可以看出它们共同指向风险社会议题,也即对吉登斯和贝克所强调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忧患意识。《美满》描述了风险社会的三种状况:

首先是生育困境。家庭是个体之上最小、最自然、最坚实的社会单位,在这一组织内进行探索,最能发现风险之深重。《过火》是关于乡村儿子与父母关系极度疏离的故事。从常规父母的角度看,这样的孩子似乎生了还不如不生;但站在闽南人的立场来说,再糟糕的儿子也是家族延续的担纲者。《山河》是关于私生女想象和等待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故事。从儿女的角度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似乎还不如不生;但是困局中的母亲,扯上女儿,加上偷偷摸摸的父亲合力上演了一场伪装家庭完整的把戏。《父母》是关于无端遭遇丧子之痛的故事。从家庭的外部看,美满是如此随机且脆弱;但是父母仍在通过尝试新生育来努力寻求美满的新可能。《女儿》是关于男女(更多是男性)恐惧生育的故事。从家庭的内部看,算是直接否定了家庭美满的可欲性;但是社会及国家都在歌颂家庭及人口延续的神圣性,却全然没有顾及,不同家庭对生育的偏好可能大相径庭。

小说绝对不是有意识地对生育带来的不美满进行分门别类的书写,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还是会发现生育困境的多样性及逐步加深:令人失望的子女,令人绝望的父母,家庭美满的极度脆弱,家庭美满的彻底放弃。

本文刊登于《读书》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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