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对人文冷遇的抱怨或说鸣不平每每见诸报端，诸如若任其萎缩社会将付出惨痛代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些文章多数是站在人文有什么用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于是，历数甚至如数（家珍）人文在中外无能例外的功用成为这些作者的根本立足点。在笔者看来，这种按常规套路以用攻用的做法其实很不讨巧。要知道，就“用”尤其是实用或说急功近利之意义上的直接运用而言，人文学的实用寥寥。在很多时候，捉襟见肘不说，甚至连一块“襟”都难以见到，在“用”的意义上与其他学科比身手、量高低，那无疑就是以卵击石。结果的尴尬、不堪可想而知。

这里，我更想绕开“人文学是无用之用”“不是小用而是大用”老路去做一次别解。如果一定要说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如从这一学科自身与生俱来的定位或说质的规定性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在西风东渐之近代学术体系建立以前，舶来的“七科”分属一直为传统中国的“四部”所占据。所谓“四部”无非是经史子集的荟萃。而这些学术的集大成者也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的操盘手。固然，我们古典中的学术谱系有不少自成体系的学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哪家哪派都难以跳出学、道、政的掌心。毕竟，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政治、伦理难脱干系，这在西方古典传统当然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尤为招眼。循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那句名言“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的表述（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六期），我们完全可以说：伦理学术也是吾华尤甚。

伦理道德，固然是人文思想中权重最大的一块，细分其中的思想脉络，古典中国的伦理思想乃是其核心中的硬核部分。在学统、道统与政统“浓得化不开”的中国，要想将任何一脉单独拎出来都难以成活。庄周老先生两千多年前讲给我们的寓言故事在今天仍散发出不朽的智慧光芒：“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这是《庄子·应帝王》中所说的一个故事，几千年来广为流传，其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它很有说道，故事生动地阐释了道家一贯的天道在先、顺应自然的中心思想。如果不顺应“天道”，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好心办坏事。其实，与道家看似格格不入的儒家之孔老先生也有异曲同工的说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是学生们逼迫老师开口说话而不得不说的一段说辞。看来，当（自然）科学一再逼迫大自然交出其秘密的时候，我们的人文科学则一直在为遵从大自然来寻找依据。对此，我们不妨说，以人文的视角看，中西方都对“天道”有所参照和比附，知识后来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天人分属。但还是要看到，对“天”的神秘和奥秘保持必要的敬畏还是中外思想家都有的人文思考。康德不就如是说吗：“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