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在《斐多篇》中贬低海洋，说它产不出任何堪与大地相提并论的美好事物，这片液体沙漠里“长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物产，换言之，海里没有任何完美的东西，有的只是岩洞、沙砾、无穷无尽的浊泥污水，就在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110a3-6）。尽管我们的星球百分之七十被海水包裹，海洋却是难以被地图编绘者锁入轮廓线和地名群的“无托邦”（atopia），只有滚滚波涛与漩涡在暗处开辟着看不见的通道。

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大海引诱人也毁灭人，或充满敌意，或冷漠无情，是古典神话中神灵争夺世界统辖权的战场，是反射人类秉性的一面明镜，或是《吉尔伽美什》等史诗的终末叙事中吞噬一切的洪流。从《奥德赛》第五卷中作为海怪与宁芙之家的、荷马的葡萄酒色的大海，到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令人生畏的“鲸之路”;从公元七至十世纪盎格鲁- 撒克逊诗人在大量挽歌中悲悼的、作为流放之地的冰冷大海，到十四世纪中古英语头韵大师“珍珠诗人”笔下作为“地狱子宫”（hellen wombe）的、引发幽闭恐惧症的深海……海是利维坦的居所，也是利维坦本身。

《旧约》中亦有诸多对于海洋之无情和灾难性力量的文字表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创世记》7：11）;“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出埃及记》15：4-5）;“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约伯记》38：8-9）;“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约拿书》2：5）……许多中世纪绘经师将这些文字视觉化成了生动的图像。在表现大洪水与挪亚方舟的彩绘手抄本上，在描摹大海的天青石矿物颜料微粒中，在遍及世界的惊涛骇浪或佯装平静的海底，未被选上方舟的一切造物在一种可怕的均等主义中共同绝望。洪水之海一笔勾销了已经岌岌可危的跨越物种、国界、种族的共情的可能性，人类与动物一样无助地挣扎，一些抄本上的死者甚至与幸存者一样面容安详。就其拉丁文词源“保卫，守护”（arcere）赋予的定義而言，“方舟”一词的普世使命可谓以失败告终。

中世纪早期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对自己身居海中一隅的地理事实有十分确凿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身份想象和叙事。公元六世纪，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英吉利人教会史》开篇伊始以拉丁文写道：“不列颠是一个大洋中的岛屿（Oceani insula），曾被称作阿尔滨（Albion），它位于西北方，在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对面，与它们隔着遥远的距离。”比德不是将自己的家园看作世界中心，而是和历代罗马编年史家和地图编绘者一样，将不列颠（Britannia）看作罗马的遥远边地，称它位于“（罗马的）西北方”，而没有说罗马位于不列颠的东南方。罗马才是“定位点”（oriens）、朝圣终点、精神“首都”，而不列颠—阿尔滨—英格兰是政治、宗教、精神上的边地、隔绝之地、孤岛—这种盎格鲁- 撒克逊基督教中心主义在古英语《盎格鲁- 撒克逊编年史》、拉丁文《论不列颠的摧毁和征服》等早期历史著作中也有体现，并且始终基于对不列颠四面环海、远离“世界中心”的认知。公元六世纪左右，不列颠圣徒吉尔达斯（St Gildas）在《论不列颠的摧毁和征服》中反复强调故乡的海洋属性及伴随而来的各种艰险：“与此同时，在这个位于世界一隅、被寒冰和严霜冻僵的岛屿上，基督这位真正的太阳送去了光芒。”这些艰险在约作于八世纪的古英语挽歌《航海者》（The Seafarer ）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人们不知道

陆地上是谁 最受命运青睐，

不知道凄惨哀切的我 如何在冰冷的海面上

居住了一整个冬季 在流亡的众路上，

失去了友好的亲人，

周身挂着冰锥; 冰雹漫天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