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素敏送来诸葛殷同老师的文集《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家龙师作序，我写的几句话竟也忝列其后。小夏编辑文集初期，请我写一封推荐信到社科院申请出版资助。我依据对诸葛老师的了解，中规中矩完成了任务。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序，只是一封推荐信而已。手边没有任何材料，凭着记忆和想象，我在推荐信中对诸葛老师的论文做了四个方面的简要说明和评价，现在读来，居然像模像样，与文集内容也吻合。这说明我对诸葛老师是比较了解的，毕竟四十多年的师生情谊。

第一次见诸葛老师是一九七八年秋在社科院一号楼逻辑室，我们几个学生进办公室，诸葛老师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背对门坐着看書，没有理我们。我的印象是他非常年轻。此前在工会干校宿舍我们见过周（礼全）先生、沈（有鼎）先生、倪（鼎夫）老师、张（尚水）老师，觉得进了“翰林院”，以后会跟着老先生们读书。所以看到诸葛老师我也没有在意。听说他要给我们上课，我才多看了他一眼，只是觉得他好年轻啊。后来才知道，他和张老师是同学，张老师头发花白，我误以为是位老先生。

我进社科院读研究生时，甚至不知道逻辑是什么。诸葛老师是我的逻辑启蒙老师。他讲了两门课，一门是形式逻辑，一门是命题演算。形式逻辑用的教材是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命题演算用的是王宪钧先生的《数理逻辑导引》油印本，有几件事情印象极深，难以忘怀。

一件是形式逻辑课第一讲，其他内容已经忘记，只还记得一开始他关于形式逻辑这个概念定义的讲解。他讲了很多种定义，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这种说法有什么缺点，那种说法有什么缺点，他认为所有说法都是有问题的。最后他讲到金先生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的定义比其他几个都好，好像是关于思维形态的一个什么说法，说完以后他说，这个说法也有缺点，是什么什么。我当时以为他指出其他说法不好，是为了说这本书的说法好，没想到他又说这个定义也是有缺陷的。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教课方式，使你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学习概念。就是说，在学习中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东西，不能把某一种观点当作一种教条式的东西来接受。对任何一个观点其实都要问是什么、为什么、对不对，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形而上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只不过诸葛当时没有这么说。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给我们讲命题演算的证明。诸葛讲课有一个特点，很多年以后我发现这也是他正式讲话时的一个特点：他发言从来不脱稿，总是事先写好，他的发言就是念稿子。念的时候他会把眼镜摘掉，眼睛凑到稿纸很近的地方看，在个别地方，他会脱稿抬起头来讲几句，然后又低头读稿子。他讲证明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向黑板，背朝我们，在黑板前照着稿子在黑板上写证明，稿纸是哲学所提供的那种四百字格的。我当时觉得他非常认真，非常严谨。有一次在讲命题演算证明的时候，他讲到没有给出蕴含定义的时候，证明中就不能使用相关规则，比如说不能从“￢p ∨ q”一步直接得到“p → q”。王人雨学兄认为应该允许这样做。他特别有意思，还跑到黑板前面，用手比划着说，这两步是等价的，当然可以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能做出这样的证明来，老师应该对这个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给予鼓励，应该说好。说完之后他走回座位，有些得意的样子。他是我师兄，很聪明，岁数比我大，经多见广。当时大伙儿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还笑了。我记得很清楚，诸葛当时在黑板前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了一句：这样的学生在我这儿就是零分。嗓门儿也一下子高上去了。全场立即鸦雀无声。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如此安静的场面，这是第一次。很明显，诸葛发火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师道尊严的观念都有些淡薄了。我当时还觉得人雨兄说的是对的，诸葛老师有点吹毛求疵。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诸葛是对的。证明是有要求的，因此是有程式化的东西，这就是科学和科学性的体现。人雨兄的做法，相当于弗雷格所说的在证明中省略了中间步骤，诸葛的批评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不仅要学习逻辑的证明方法，而且要学习逻辑的科学意识和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从一步一步按照推理规则的证明步骤来学会并培养和建立起来。

诸葛老师讲课时比较严肃。时间长了，慢慢熟了，他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他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年在山西监狱里生活的一些事情。一件是喝水：夏天很热，每天就发一次水，他必须把它分三次，早中晚三次喝，若一次喝完，到晚上就没水喝了。还有一件事情是读《新华字典》。他当时手里没有书，只有一本《新华字典》：每天只能看《新华字典》，结果把里边的字差不多都背下来了。诸葛老师在讲逻辑时有时候会讲循环证明，他说字典中的文字解释就是循环的。这大概是他读《新华字典》产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