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和实践的平民教育运动，定县驰名中国，也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在这一“洋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以及民族自救运动中，定县秧歌进入这些洋博士的视野，并凸显了出来。一九三三年，李景汉、张世文选编的《定县秧歌选》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出版。数十年后，深度参与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美国人甘博（S . D . G a m b l e）出版了定县秧歌的英文版，Chinese village playsfrom the Ting Hsien region（ YangKeHsüan ）。

因为平教会，定县秧歌这种原本在乡野生发、传衍的小戏，不再仅仅是民间、乡土与方言的，它与知识精英、城市、民族国家、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审美、遗产、治理术和世界等，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作为《定县秧歌选》主要的信息源，秧歌艺人刘洛福一九三一年前往北平献艺，灌制了唱片。作为乡村戏，定县秧歌既是平民教育的媒介，也因之成为始终被赞誉有加的成果。近百年来，因为与演者—观者个体生命历程、日常生产生活、社会运动、历史演进、地方文化建设、国家大政方针和科技革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定县秧歌在学界一直有着热度。除李同民、李景汉、张世文、甘博、赵卫邦等奠基性的著述之外，朱迪丝（J o h n s o n J u d i t h）、欧达伟（R. D. Arkush）、董晓萍和江棘等对定县秧歌都有可圈点的著述：或偏重剧本，或偏重乡民的伦理道德观，或偏重女性在秧歌内外的在场。虽然风格各异，与定县秧歌的演者—观者有着不同程度甚至有意的“间离”，这些主要依托定县秧歌剧文、剧情的著述，却多少都基于长短、深浅不一的田野调查。

正是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作为定县本地人，青年学者谷子瑞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新著《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子瑞对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小史的梳理，在赋予定县秧歌以脉动的同时，还呈现出他者难以捕捉到的定县秧歌演进的隐蔽语本和其左冲右突的倔强。

在乡村戏这一历时性层面，定县秧歌有着下述参差的风景：李景汉等“海归”对定县秧歌的净化;熊佛西对定县秧歌的舍弃，用话剧等外来的文明戏代替秧歌的平教運动实践;平教运动对定县秧歌效度有限的功利性使用这一精英传统，和由之衍生的定县秧歌的“伪民间性”;诸多研究罗列的剧目的纰漏，研究者自圆其说的释读以及误读，等等。当下，定县秧歌经历了非遗化的过程，因此被命名的传承人与此前艺人，尤其是名角之间，明显不搭。传承人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命名，名角是自下而上的观者—民众的加冕。因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评审者的操控，与艺人有一定重合度的非遗传承人成为多义的“复数”。打政策擦边球的传承人、领导个人好恶决定的传承人，赫然在列。这些多少水土不服的传承人，势必对前在的艺人群体及其小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影响到非遗化定县秧歌的新生态。当然，不仅是在中国，这实乃各国非遗保护在官僚行政化之后不可避免的共性。

一定程度上，子瑞将作为乡村戏和作为非遗的定县秧歌对立了起来。在其辨析中，乡村戏越发浪漫主义，素朴、拙野却温馨，非遗明显现实主义，庸常、悲壮却精明。毫无疑问，哪怕是信息传递没有当下快捷，当年平教会对刘洛福的倚重与发现，尤其是将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对定县这个地域社会、对作为乡村戏的定县秧歌界绝对有着巨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