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定这本《撄心者说》， 整理好目录，和各篇文档一起用电子邮件发出，如释重负。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蓝天白云也高远了许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场雷阵雨和雨后的大风，天空湛蓝。那种透明的蓝，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见的。置身初夏，遥望蓝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鲁迅论，有成就感。说“又一本鲁迅论”，是相对于二0一五年出版的那本《鲁迅形影》而言的。编《鲁迅形影》的时候，想书名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确定的“鲁迅形影”，自己很满意。这次也一样。想书名，依然费了许多心思。对于“撄心者说”这个书名，自己依然满意—满意于其符号性与歧义性。

一九0六年三月，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至一九0九年八月回国，他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半，写了几篇大文章，编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艺论文只有一篇《摩罗诗力说》。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编杂文集《坟》，所选留日时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否则，一九0八年二三月发表（两次连载）的《摩罗诗力说》应当排在当年八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之前。鲁迅的排序显然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综合性的在前，专业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现在的这种人类史、科学史、文化、文艺的顺序。《摩罗诗力说》对文艺问题的论述，是围绕“摩罗诗力”展开的。所谓“诗力”，即文艺作品的“撄人心”之力。是否“撄人心”，也是鲁迅认识中西差异的重要视角。文章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从帝到民，皆以“不撄”为理想，皆扼杀“性解”（天才），故中国只能长期处于“蜷伏堕落”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鲁迅呼唤摩罗诗人出现，主张“撄”，声称“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鲁迅本人就是一位“撄人心者”，写《摩罗诗力说》就是在“撄人心”。

对于鲁迅来说，一九0七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撄人心”，是个符号性、象征性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