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幕话剧开始。

传道者婆罗门的高徒名叫鸯崛摩，鸯崛摩是个虔诚的信徒，正因为虔诚，他才会在与婆罗门妻子陷入爱河的时候，感到无比的痛苦纠结，他认为那个女人把自己的灵魂引入了外道。某个夜晚，女人来找鸯崛摩，对他神圣的信仰发出了诘难：

“人生不过是物质的集合，除了偶尔的快乐之外还有什么呢？一切主义、一切法则不过是虚妄而已。”

“圣典写的是人生的事，离开了人，圣典还剩下什么？”

“善恶都是空名。只有我对你的爱才是真挚纯粹的力量。真正的人，追求的不是解脱，而是‘业’。”

“彼岸世界我不知道，但人间之事，再没有‘体验’那般真实的了。”

一番对话后， 鸯崛摩狼狈不堪， 无言以对。这时走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是佛祖的化身，来度化鸯崛摩，他对女人说：“你有明净的理智和纯洁的情感。但在我看来，你太过沉湎于肉体行为。

等肉体衰弱的时候，我希望再见到你，大概那时我们就可以握手了吧。”

女人反驳：“青壮时就沉湎感官享受，衰老了就向往彼岸天国。

这种机会主义有什么说服力呢？”

少年回答：“你我之道不同，故今日不能同行，但殊途同归，在路的尽头我们还会相逢的。”说完，带鸯崛摩离开了。

女人用怨恨失望的目光送他们下场。话剧结束。

这出剧名叫《指蔓外道》，写于一九二二年，作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橘朴。

橘朴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家，生于一八八一年，亡于一九四五年，其人生跨度覆盖了近代中日之间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他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立志一生贡献给中日友好事业，然而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却投向了日本法西斯，站到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伪满洲国的“王道”意识形态即出自他手。实际上，橘朴与法西斯始终处在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橘朴把法西斯当作他实现理想的工具，法西斯则要借助他的才学与影响力。当法西斯发现橘朴及其团队具有“左翼危险思想”时，便掀起了日本战时规模最大的肃清行动—满铁调查部事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橘朴不得不一再调整策略，然而历史没给他机会，日本投降后不久，橘朴病死于沈阳。临终，他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并预言了中共的最终胜利。

橘朴一生经历复杂，颇具传奇性，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判断也不乏洞见。近些年，中日学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橘朴来，然而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至今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还是模糊的。学界对他有一定研究，但多关注事件，很少关注人本身，对其思想缺乏理解。橘朴的行文特点也是造成现状的原因。竹内好曾评价他：“每篇文章完成度都很低，流动性过高”，“到头来，还是人比文章大，文章无法囊括他”，“橘先生野心很大，但最终连几分之一也没有实现就结束了”，“文章只能传达其人格之片鳞”。竹内的评论是准确的，橘朴追求的不是文章的完整，而是人生、社会问题的答案，橘朴对历史事件做出的评价，只不过是他在求道路上留下的足迹而已，不能看作他思想的本质。

上述这幕话剧展现了橘朴思想的基本结构。剧中的宗教是囊括人生、社会、宇宙的大体系，但橘朴不是鸯崛摩，他并不想做一个信徒，他站在了婆罗门妻子的立场上，对神的体系发起了一连串诘问。在橘朴看来，一切有体系的事物都很可疑，人的体验虽然是一时的、零碎的，但它们是真切的。另一方面，橘朴安排了佛祖化身的少年出场，这个飘然中立的角色，暗示着橘朴抹杀不了心灵深处对体系本身的追求。只不过，橘朴是以激烈批判的方式去接它的，即如少年所说的：“殊途同归。”我们不妨将这种特异的思想姿态称为“反体系的体系”，它表面上反对一切体系，核心却是为了追求一个最终的体系。

要理解這种内含矛盾的思想，先要把握橘朴所处的时代。

橘朴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呢？一言以蔽之曰：旧体系瓦解，新体系未成。以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为界，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时代主题是政治。面对西方的威胁，日本士人以救国为己任，赴汤蹈火，不惜其躯，对他们而言，国家民族是神圣的、自明的价值，只有为国，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为国”与“为人生”是一致的。

到了明治后期，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更成功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为国”失去了目标。而自一八八九年《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相继公布以来，明治国家体制渐趋完备，压抑了草创期的不稳定性。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士人参政被规范化了，草莽英雄“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它也切断了过去士人与国家之间富有生产性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