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七月的一天上午，英国伦敦西南部温布尔登公园，雷切尔·尼克尔（一译瑞秋·尼可），一位二十三岁温淑靓丽的年轻母亲，光天化日之下被疯狂性侵后残忍杀害，身中四十九刀，颈部几乎被切断。被害前，她正与两岁的儿子和他们的宠物狗在绿荫中玩耍。

最令人心碎的一幕是，那两岁的孩子在场。现场被人发现时，孩子正紧抱着尸体呜咽：“起来！妈咪！起来！”很快，孩子因惊吓而陷入恍惚，不说一个字。在女警与医护人员温柔的抚慰下，孩子渐渐透露了所能记起和描述的一切：妈妈遭一名白人男子攻击。信息虽少，但与两名证人的描述相符：二十到三十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棕色短发，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但没看清面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除了被害人的血迹，没有其他的血迹、毛发、纤维，也没有凶器，简直不可思议。于是，警探们诉诸当时法医科学的最新发展—罪案心理分析，通过心理线索，拼凑出嫌疑人的大致形象，即谁曾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了类似犯罪，然后分析、白描其人格及行为模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书中的波罗，都是成功典范。

人们总是需要信仰点儿什么，不是宗教就是科学。自希区柯克一九四五年的影片《爱德华大夫》之后，半个世纪之中人们对犯罪心理分析一直怀有敬意，大案要案一旦证据不足，警方便希望得到“心理科学”的帮助。

这时，英国最著名的罪案分析专家保罗·布里顿出场了。布里顿察看现场后得出结论，罪犯单身，离群索居，智商及文化程度皆中等偏下，极度性变态，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非熟练工种，可能喜欢武术或摄影，住所离温布尔登公园不远，步行可达。警探们还求助于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电视节目《犯罪观察》，通过模拟犯罪过程求得犯罪线索。节目播出后，警方接到八百多个举报电话，有四个电话提到同一名字：科林·斯塔格。

斯塔格是个二十九岁的勤杂工，警探们在距公园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找到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大量的淫秽杂志、邪教书籍、祭坛、神符和蜡烛，直接走进了布里顿描述的世界。斯塔格九月十九日被捕，他承认对公园非常熟悉，案发当天上午确曾去过公园遛狗，但他声称当时突然头疼，没待多久就提前回家了。

两个月后，案件仍然毫无进展，调查工作到了一个临界点，随后演变为警方操纵的色诱闹剧。雷切尔案显然激怒了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警探们和布里顿都认为：让一名性感的便衣女警与斯塔格交朋友，或许是将罪犯送进监狱的唯一机会。

一九九三年一月，化名丽琪·詹姆斯的女警开始写信给斯塔格，说自己是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在朋友家见到他写的色情信，心驻沉迷。这封信让斯塔格疯狂起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希望与丽琪一起裸体日光浴。他们开始互通书信，尽情释放淫荡而变态的快乐，并且越来越放肆。斯塔格彻底陶醉了，他相信找到了梦中情人，警探们则相信找到了嫌疑人。不过，二十八周过后，斯塔格始终否认自己与公园谋杀案有牵连。布里顿设计选择在斯塔格的生日这天让丽琪和他见面，交谈中，丽琪让斯塔格明白，只要他承认杀了雷切尔，就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性幻想。

出人意料的是，斯塔格坚称没有杀人，临走时递给丽琪一封信，上面编造了下流故事，重复提到一把用作挑逗工具的带血的刀。警探们敬畏地对布里顿说：“一切如您所言。”又过了几星期，警方仍然一无所获。他们让丽琪去最后摊牌：除非斯塔格是一个凶手，否則她永远不会和他上床。斯塔格虽然表情痛苦，但还是赢得了这场持续七个月、耗资百万的心理战。不过警方不想放过斯塔格，因为坚信布里顿正确，坚信斯塔格有罪。一九九三年八月，斯塔格再次被捕，他异常镇静，当“丽琪·詹姆斯”走进审讯室，他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有种“早就猜到你是谁”的神情。

一九九四年三月，英国西约克郡利兹市法院在另一相似案件中，裁定排除了女警以交友结婚为诱饵得到的被告人杀妻的录音证据，被告无罪开释。尽管如此，皇家检控署仍然做出一个糟糕决定：起诉斯塔格。法官进行了五天庭审，辩护律师是一位王室法律顾问，他坚决要求排除来自丽琪以及布里顿的所有证据。法庭认为，根本无需听取布里顿的证言，直接裁定撤销指控。法官批评警方过分热切，明目张胆地以积极的、欺骗的恶劣方法陷人于罪。法官强调，警察和公诉机构的每一治罪步骤都必须是合法的，不能设计操纵嫌疑人，尤其批评了幕后指使者布里顿。

警方的做法或许情有可原，正是由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法医学证据，才不得不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