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殖民占有企图初现

一九二0年，日本小说家、诗人佐藤春夫（一八九二至一九六四）启程来中国福建和台湾游历，这次旅行不仅使其了解到现实中国和观念中国的差异，完成了从文本中国到现实中国的转换，也令他对殖民者这一角色具有了明确的定位和认知。由此，这位原来驻足于艺术象牙塔中的文学者产生了靠拢日本主流意识的自觉。佐藤春夫在目睹中国被欺凌、被鄙视，传统文化无以为继的事实后生发出对本国未来的忧患意识，从而使日本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日本最优意识）开始根植于他的文学观。如吉野耕作所言：“当源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或受到威胁时，文化民族主义者大多会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可以说，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代表着佐藤春夫从此要高擎日本传统文化对抗日本的欧化风潮，更预示着他要高度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单一性，以实现世界对日本民族最优的认可。当他以殖民者身份观察近代颓败的中国后，他首先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已不配和优秀的大和民族一起共享其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了，这种犹如珍宝一样的文化只有日本帝国才配拥有。”如他在《大陆与日本人》一文中所说：“支那的文化在自己国家已完全枯死，而在我国正待开花。”也正由于此，首度游历中国之后，佐藤春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熱忱关注起了中国传统文化，至“七七事变”前，他创作的《星》《玉簪花》《女诫扇绮谭》《李鸿章》《支那名媛诗抄》《车尘集》《支那童话集》《平妖传》等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作品已达到上百篇/ 部。虽然这些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渐颓落的大正时期，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但其中也明确透露着佐藤春夫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刻意的“文化过滤”。

《星》是佐藤春夫一九二一年根据中国闽南传统戏剧《陈三五娘》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他归国后发表的第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作品。他对原故事情节、结构、任务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加了婢女宜春与陈三的恋情，还将原作反对封建礼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故事改编为一个由三角恋情引发的殉情悲剧。小说没有注重对故事情节的渲染，而是在强化人物内心世界悲闷、苦情的描述上大下功夫，非常符合日本独特的审美特质。但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佐藤对洪承畴颠覆式的美化。在他的笔下，洪承畴被塑造成一个为保民众安危而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弃暗投明，拯救黎民于水火的英雄形象。洪承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大量史料、小说乃至戏文对他变节一事均有记述。佐藤不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但他却苦心孤诣地为洪承畴变节杜撰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投降是为保全国家，是为苍生不受战乱，得到幸福。这样的投降非但不可耻，而且可敬。其实质是在借诠释洪承畴投降合理化为近代中国及其精英指出一条所谓的“明途”，即坦然接受并感恩大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的殖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留，其子民才能获得幸福。对此他曾言：“诚然，作为古代文化之国支那确实给我国以莫大感化，但现代支那却是颓败之国，不值得我国民众尊重的苦力与娼妇之国。尽管如此，支那国民性中还存留值得我们敬爱的深厚传统，这应让国民了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国家，但却还有可怜可爱的国民，这就是我的支那观。”（《文化开发之路》，一九三九）尽管上述言辞发表于中日战争开始后，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在其亲眼目睹近代中国之时就已形成了雏形。而为了标榜自己仍然是清高的“御道文学者”，他只有借助小说进行半遮半掩的宣述。在他这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看来，作为东洋的佼佼者，强大的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是必要的，更是正义合理的。正如其在《支那有文化吗？》一文中所说：“……在支那的土地上培育对世界有益的文化这是我国的义务，也是我国的权利。在绝无文化的今日支那播撒新文化的种子，这是战后我辈的艰巨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