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建筑与俄国王子
作者 杨鹏
发表于 2021年11月

少年时代的阅读,塑造人的命运。一个穷苦的订书厂学徒,在工作间歇苦读,日后成为物理学家法拉第;一个高官子弟,在自家豪华的图书室里畅游,日后成为作家纳博科夫。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建筑大师阿尔托(Alvar Aalto)也是其中一个典型。

阿尔托的童年和少年,都在芬兰中部只有三四千人口的小镇度过。他进入赫尔辛基理工学院读大学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芬兰才摆脱俄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当时的首都也不过七八万人口。大学毕业后不久,阿尔托前往意大利蜜月旅行,才第一次踏进欧洲大陆的文化宝库。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阿尔托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 I B A)每年颁发给一位建筑师的金奖—前一年的获奖者是包豪斯的缔造者、德国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两年后是知名度同样高的密斯。

偏远小国的小镇少年,如何成长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学术界公认的七八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建筑大师,他们的早年经历中都有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成长在文化发达的大都市、事业起步期得到前辈名家的指引、毕业于顶级的高等学府。阿尔托是唯一的例外,他的青少年时代无法获得这些有利条件。正因如此,他的成功道路往往被贴上“天才”的标签。

建筑师晚年的密友、芬兰作家希尔特(Goran Schildt)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了一部内容详尽的《阿尔托传》。从书中记录的许多点滴事迹和言论,可以梳理出天才的“配方”里某些关键的配料。其中之一就是持续毕生的勤奋阅读,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化结晶里汲取养分。和其他几位建筑大师相比,阅读—尤其少年时代开启心智的阅读,在阿尔托的成功配方里占据更高的份额。

阿尔托高中毕业后选择建筑系的关键原因,是十岁时候在家里订购的杂志上,看到芬兰建筑师沙里宁绘制的几幅建筑透视图,从此被深深地吸引。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曾短暂地跟随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为代表的主流风格:新时代的建筑应当像机器一样理性、纯净。在试探性的几步之后,他就自信地转向另一种建筑价值观,设计手法也随之独特起来。某些文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在小镇少年的头脑里播下的种子,十几年后发芽长大,在关键时刻为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养分。其中一位至关重要的播种者,阿尔托直到晚年仍心怀崇敬。

一九六二年,正值赫鲁晓夫政府“解冻”的高峰期,苏联建筑师协会盛情邀请阿尔托来访。在莫斯科完成了例行的学术活动之后,阿尔托提出一个怪异的请求:参观克鲁泡特金故居—其童年生活过的房子。他特意强调,自己的伯父是克鲁泡特金的好朋友。苏联同行们满腹疑惑,但还是陪同贵客实现了他的愿望。事实上,阿尔托根本没有那样的伯父,他只是不想费口舌解释,为什么忽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挂念这位“无政府主义王子”(A n a r c h i s tPrince)。

在贵族出身而勇于反叛的俄国革命家当中,克鲁泡特金是反叛的落差最大的一位。他的先祖,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统治古罗斯的留里克大公,传至他的父亲仍是亲王。克鲁泡特金从专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军事学校毕业之后,曾有志于做地理学家。他在远东地区和芬兰北部考察山脉和冰川,发表过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然而,正如他日后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在西伯利亚度过的五年岁月,使我得以完全认识了生活与人性。我丧失了以前所具有的对于国家纪律的信仰,准备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三十岁的克鲁泡特金,拒绝了俄国地理学会聘请他担任秘书长,同时放弃贵族继承權,加入圣彼得堡的秘密革命团体。此后被捕入狱,越狱逃脱,辗转流亡于瑞士和法国,直到定居英国,在安稳的生活环境中,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不久,流亡近四十年的克鲁泡特金回到祖国,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附近病逝。

十九世纪末,痛恨社会黑暗而提出救世理论的思想家为数众多,克鲁泡特金或许是其中人生经历最丰富多样的一位。他亲身接触过俄国的宫廷、西伯利亚的官吏、远东的渔猎部落、芬兰的农民、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工人、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年近六十岁的克鲁泡特金,用英文发表了《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Revolutionist ,1899)。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该书的序言里写道:“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详细地知道一切社会阶层。

本文刊登于《读书》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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