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篇文章，一旦依托不同的文集流传，文本的样貌往往会有所不同，可能是几个字的细微差别，也可能是句子、段落整个的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版本的差异。因为有版本的差异，文献校勘就显得相当重要。

但另一方面，版本校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得到一个尽量正确的“结果”，而是也要去重新发现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文本在流传中的变动，并不是单纯的错讹或疏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编者有意识的增删。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作为结果的“是什么”，更要去追问这种变动背后的“为什么”。事实上，无论是编者本人的心路历程，还是其背后的文化环境与时代风气，也都隐微地埋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本差异中。

我们来看李东阳，这位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文坛巨擘，曾在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对自己笔下的一段家族记忆反复斟酌，这段异常曲折的心路历程，虽然他本人从未主动提起，但其中的线索枝蔓，却留在相关文献的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里面，仔细观察便能够发现。

一

李东阳出身茶陵李氏，在他之前，家族中最具名望的前辈名叫李祁，是元朝的进士。或许是因为南方读书人在元朝科场得意实在过于难得，以致此后百余年间，乡人提到茶陵李氏，都依然要恭恭敬敬地称一声“李状元之族”。可惜的是，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李祁去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名动乡里的“状元之族”，都再也没能出过“读书种子”，直到八十年后，一个神童的诞生。

这个横空出世的神童，就是后来的一代文宗李东阳。从辈分来看，他是李祁的五世族孙。元明之际，李东阳的曾祖父以戎入京。与出身行伍的祖辈相比，命运为李东阳开启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据说，他自幼就能写出径尺的大字，在孩提时代更以“神童”之名三次受召入宫，进入顺天府学读书后，十八岁即高中二甲，入值翰林，一路顺风顺水。

可“天选之子”也有他的烦恼。一边是文名日盛，一边却是戍籍出身，这份并不相称的背景和履历，使得李东阳远比其他读书人更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找到合理的文学承继。就这样，身为前朝状元的族高祖李祁，顺理成章地跃入了他的视野。终于，在二十六岁这年，李东阳陪同父亲离开京师，南下茶陵省墓。至此，茶陵终于从文化概念上的祖籍，变为了他实感经验中的故乡。在燕居的十八天里，李氏父子共同拜省了始祖、高祖之墓，而后李东阳又独自前往茶陵附近的江西永新雷公峡，向卒葬于此的族高祖李祁致祭。

这次的回乡经历，让李东阳切实感受到了李祁曾经给族人带来的荣耀。他很确定，这位家族史上唯一的状元，就是他自己乃至整个明代茶陵李氏的文化根脉。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追述祖德，总要有所依凭。李祁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将其全部诗文手录成集，洪武初年付梓，而后藏于家中。到了李东阳的时代，當年的版刻已然无存，因此，重新为李祁编定一部精善的文集，也就迅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我们看到，在从茶陵返京后的近二十年里，李东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搜集李祁的佚文遗墨，在家藏洪武旧集的基础上重新编定，并于弘治年间刊行，题名《云阳李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九十六册）。

在这部《云阳李先生文集》的最后，李东阳又重新编定了一份附录。收入这个新附录的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旧集附录中原有的，其中既包括李祁生前收到的赠序，也包括李祁身后的悼念文字，在新的附录中，李东阳将这些文章依旧置于卷首。二是此次编集新增的，包括李东阳为李祁新撰的《墓表》，以及其他明人的题跋，这些文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除了被李东阳收入李祁文集的附录，也都分别见于作者各自的别集，因此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版本。

而当我们将同一篇文章的两个版本对读，就会惊奇地发现，李东阳不声不响地做了两件相当重要的事：首先，在这次新编附录时，他虽然将旧附录囊括在内，但却在没有任何声明的情况下，暗暗对文章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其次，在新编附录中，由他亲自撰写的《墓表》与题识，在晚年收入他自己的别集时，又再次被他有意识地删削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