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选诗六百三十首，在当代选本中，算是最好的一种。参与其事的学者都是一时之选，其中包括钱锺书先生。由于不署名，事隔多年之后，还有人在分析和猜测，哪一部分是钱先生选的，哪些小传出自钱先生之手。余冠英和王水照在《唐诗选》的前言里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钱锺书退出《唐诗选》的编选工作之后，在杨绛鼓励下，开始自选唐诗，以《全唐诗》为底本，日选一首或两三首，由杨绛抄出，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共选出唐和五代诗一千九百多首，包括少量的词和残句。杨绛抄写稿的第一页写着：“全唐诗录，杨绛日课”，大概钱先生选这些诗，是供杨绛阅读品赏的。书稿整理出版，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钱锺书选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整理工作的周绚隆在出版后记里说，钱先生工作开始的日期，可能比八五年更早，因为杨绛在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诗旁注明，是八三年十一月中旬抄录的。

文学作品的选本，和史学一样，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既受制于大的形势，也不可能摆脱社会风气和文学思潮的影响，选本还“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是一个方法，“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是又一个方法（鲁迅语）。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编选的客观公正。鲁迅说，读选本的危险，在于读者“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但选本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各个时代、各个门类的存世作品总量浩如烟海，通读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不同读者的需求不一，譬如古文，有人读《古文观止》，有人读《古文辞类纂》或《经史百家杂钞》，宋词，有人读《唐宋名家词选》，有人读《全宋词简编》。唐诗的选本尤其多，从童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到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选诗六千七百余首），各种分量、各种分类的选本应有尽有。但对于那些酷爱唐诗的人，自编一本唐诗选，总是难以压制的冲动。

钱先生这部书，既是忍不住手痒的献技，也是夫妻间的自娱，按照周绚隆理解的杨绛的意思，又是为了排解在编注《唐诗选》过程中“遭遇的不快”的自我遣兴，再加上书稿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完成，没有“对选目做更严谨的推敲”，也没有加以注释和评说，那么，作为一部唐诗选本，坦率地说，意思不大，但作为“钱锺书选唐诗”，那就很有意思了。假如你想找一部“有代表性的，相对较好的”唐诗选本，同样在两千首诗左右，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可能更合适。而钱选的意义，在于供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理解钱锺书本人，而不在于通过这样一部选本，以期对唐诗有较深入的总体把握，或如学界评价其《宋诗选注》时所说的，因为他的选，一个朝代的文学史多少要改写了。《钱锺书选唐诗》不是这样一部书，它是一部由个人兴趣主导的选本，我们不妨将其视为钱先生的一部特异的作品，就像那些有个性的作家的作品一样，读其书，如见其人。

个性一定有不讲道理的地方，不完美，不严密，破绽百出，处处矛盾。个性不是八宝锦盒里的真理，它如幽花暗吐，实实在在而千姿百态，出人意表，也是那些所谓完美和严密之事物无从想象、无缘攀附的。很多诗，也只有在钱先生这里才能读得到，假如你没从头到尾读过《全唐诗》的话。钱先生选诗如此随性，置一切条条框框于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宋诗选注》里制定的条条框框。喜欢是选择的标准，当然这喜欢虽由性情所决定，却是以学问和见识为后盾的，见贤而急欲思齐的人，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效颦。

两千首的容量，给了选家极大自由，因此钱先生才能痛快淋漓地将杜甫和白居易诗选入三百多首，杜牧和李商隐各选了五十多首，孟郊选了三十七首，王建选了三十三首，像施肩吾、姚合、徐凝、刘驾、曹邺、裴说，算是钱先生常说的小名家吧，他们作品的入选数量，在常见选本里不过一首两首，相当于在三百年的唐诗大戏里跑了个集体龙套，而在钱先生这里，各自选入二十到三十几首，地位就和刘长卿和韦应物那样的名家并驾齐驱了。晚唐和唐末的几位大家，往往评价过低，比如韩偓，他的七律上承杜甫和李商隐，下启北宋各家，不仅西昆体得其好处，江西派也从他那儿受到启发。钱先生选韩偓，选了二十二首。类似的还有兼学温李的唐彦谦，也选了二十二首，尽管唐彦谦入选的二十二首实在佳作不多。

钱先生还选了一般选本不选以至于千百年来几乎被遗忘的很多小诗人的作品，像马异、长孙佐辅、苏郁、蔡京、李廓、杨发、裴夷直等，除了蔡京在李商隐的诗集里出现过，又和宋徽宗时的奸相同名，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其他諸人，即使是专门研究唐诗的学者，也未必记得住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