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老家在合肥。

多年前，他因为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被部队相中，参军，上军校，提干，辗转西北，一辈子都没脱下军装。

婶婶起初在合肥教书，生下堂妹后随军，把教鞭从一所学校挥向另一所学校。

我对叔叔婶婶有印象，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

那时，他们4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奶奶恨不得抱着他们哭。

我还记得那一回，叔叔说，在部队，交往最多的是安徽老乡;和他关系最好的战友，老家也在合肥，他们平时以兄弟相称，亲戚般走动。逢年过节，老乡们总要聚在一起，把酒言欢。有一次，他们不自觉地提到合肥风物，竟情不自禁地集体落泪。

就是那一回，婶婶抱怨，西北的蔬菜没有合肥的好，面食也不怎么样。

一到冬天，想到咸鸡、咸鸭，就馋得慌——西安街上没有人卖。婶婶说，她甚至学会了灌香肠——灌家乡风味的香肠。

后来，只要有机会，家里人就给他们寄咸鸡、咸鸭。

再后来，交通越来越便捷，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抽空回老家，从几年回去一次变成了一年回去几次。

婶婶关节疼，她忍着，哪怕第四军医大就离她家不远，她也宁愿等到寒暑假，回合肥找老中医拔火罐。

叔叔总对我们说，以后退休了，就回老家。“我们把房子买在一个小区吧。”他兴致勃勃地和我爸商量。

他们越来越思念老家，然后，他们竟真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