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神秘的考古学慢慢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曾经游离在大众生活之外的考古遗址，如今已成为大家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正是得益于这些遗址的开放以及全方位的宣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圈外人”的理解和关注。

此次“笔尖上的华北考古之旅”将从北京启程，向北行至内蒙古元代故都，再游历山西、河北众多考古遗址，最终回到起点，细数京城遗珍。让我们借助文字与图片，游历那些散布在华北大地上的历史建筑和考古遗迹，与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古迹亲密接触，领略中华文明的灿烂，感受田野考古的魅力。

大元三都

这次穿越时空的华北考古之旅将从北京启程。北京，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1000多年建都史的古城，早在西周时期就是燕国的腹地。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这里定为“南京幽都府”，也称燕京。随后不久，金朝的海陵王又将都城从黑龙江迁至此地。经过数千年的建设和发展，北京终于在元代迎来了高光时刻，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走上历史舞台。

元大都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为解决汗位之争所引发的矛盾，命刘秉忠、郭守敬等人在燕京之地营建一座都城，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经过近10年的建设，一座新的都城拔地而起，史称元大都。这座新建的都城规模宏大，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面积约为50平方千米，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表明，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约28米，堪比现在的双向四车道，就连城市中的火巷（胡同）也有近7米宽，城市轮廓方正，街道笔直。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建造元大都时融入了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色，同时，这座城市还借鉴了中原文化中传统都城建造的理念，使大都城的布局别具一格。例如，元代的皇城并非以皇帝办公、居住的大内宫城为中轴、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宫殿环绕在其周围，足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宫城建造的影响。皇家用于祭祀的太庙和社稷坛分别建在皇城的东面和西面，大都城除北边城垣外，其余城垣各开三门，这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方九里，旁三门”等相关记载。此外，元代统治者还在大都城建造了孔庙、国子监等礼仪和功能性建筑。

说到元大都，不得不提这座城市的水系建设。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源泉，自古以来，大都市多建立在大江大河流经的地方，但是北京却不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以其高超的智慧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利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让其汇集于城内已有的河道，然后通过积水潭、通惠河注入到大运河中。令人惊奇的是，全长约80千米的通惠河连同全部闸坝，仅仅用时一年半便全部完工。自此之后，南方的货物可以直接运抵元大都城内，而作为终点码头的积水潭桅樯如林，热闹非凡。

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搬到北京后，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造了北京故宫，并将北京南城墙向南移1千米，北城墙向南移2.5千米。原来的元代城墙并未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灭，到了清代，元大都南城垣消失殆尽，西边和北边只剩下几段。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当年庄严雄伟的元大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仅留下一些残垣断壁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如今，每到海棠盛开的季节，北京北土城附近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沿着小月河绵延千米的海棠竞相怒放，或许是海棠花太美，抑或是北京的古迹太多，来这里游玩的人们大多忽略了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元大都城垣遗址。河边那些不起眼的土坡，便是曾经鼎鼎有名的元大都城墙。元代的城墙采用宋代的旧法，先在墙内安装永定木，然后加上横向的木头，在这个基础上加土夯筑。由于元朝初年天下刚刚平定，内无反叛，外无忧患，加之国库空虚，便没有包裹城砖。为防止雨水侵袭，元廷专门派军队编织芦苇盖在土城墙上，老百姓将其戏称为“蓑衣城墙”。不同于明清两代，元代的城墙只有夯土没有城砖，被称为土城墙，地名北土城因此而来。

元中都

其实，元大都建成之后没多久，元武宗海山就开始谋求迁都。虽然他在位时间只有短短4年，但却经常出现在史料中，不仅是因其在位期间元代的疆域达到巅峰，更是因为其大兴土木，营造了中都城。1307年，元武宗下令在旺兀查都（今河北張北县）修建中都城，直到1311年，元武宗驾崩，储君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下令罢建中都。虽然中都城最终没能完工，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令人吃惊的是，从史书中可以推断出，中都宫城从动议到初步建成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元人编纂的《经世大典》，已将这座“烂尾都城”与大都和上都并称，足见其当时的地位。

从遗存的城垣和建筑基址来看，元中都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池相套而成，不同于大都内城以太液池为中心，中都的建筑完全按照中原传统的中轴线布局。作为帝王办公场所的一号宫殿基址处于内城的中心位置，与《吕氏春秋》中“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相契合。不过，在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发现宫城内有用于放置毡帐的空地。这样的安排，巧妙地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融合在一起。

时移事易，元武宗兴建中都城的理由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其好大喜功，效仿元世祖在草原建设一座新的都城，标榜自己的功绩；有学者认为这是辽金时期多京制度的延续，是民族交流与和解的必然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都建造完全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有利于政权的统一……虽然建都理由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元中都在元武宗执政期间是整个元朝的政治中心。

如同许多历史遗迹一样，元中都也没能逃过在战火中覆灭的厄运。1358年，中都城中的建筑在红巾军的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从此被世人淡忘，直到1998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元中都是保存最完好的元代都城遗址，因此也成为探究元代都城制度演变重要的实证。

元上都

除元大都、元中都外，元帝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都城，那就是元上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距离张北的元中都大约195千米。元上都“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牧场和战场。那里原名曷里浒东川，由于川里每年都会长满金莲花，所以金朝皇帝将其改名为金莲川。忽必烈当年驻帐于此，“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历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让汉族幕僚适应那里的生活，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滦水以北的龙岗营建新城，定名为开平府。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身亡，忽必烈在开平府自行召开会议，在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即位蒙古大汗。1263年，忽必烈将开平府定为上都，为元朝的夏都。

总理汉地事务让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也体现在上都的布局中。上都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构成，周长约4.5千米。通过对上都的考古发掘可知，上都的宫城和皇城的城墙用砖或石块包砌，建筑构件雕刻精美，城内道路整齐，功能区划明确，皇城以南为官署、府邸所在地，皇城西北为皇帝的御苑，城外则是居民区、仓廪、市集所在，布局井然有序。元上都有多么豪华，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窥探一二：“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重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乐人心目。”

尽管后来忽必烈迁都至大都，但是上都依然是元帝国的圣地，有元一朝，前后有6位皇帝在此登基。草原上的元上都也是一处避暑胜地。元朝皇帝几乎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这里，不仅能避暑，还能与蒙古贵族加强联系，一举两得。1368年，元大都被攻克，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帝逃回上都，仍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直到1402年北元灭亡，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

如今的元上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華，再也见不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账房乱如云”的景象。但是，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元上都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默默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2012年，元上都遗址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土木华章

离开茫茫的内蒙古草原，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山西。那是一个隐藏着无数传奇的地方，八百里太行在那里崛起，五千年文明在那里沉淀。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让无数凝结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躲过了战火和自然灾害的侵扰，留存至今。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截至2019年，山西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2处，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类“国保”多达420多处。元代之前的古建筑，山西占全国的80%以上，我国现存的三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在山西。佛光寺东大殿便是三座完整唐代古建筑之一，它的发现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7年，侵占中国东北6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预谋在华北地区挑起更大事端。与此同时，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战线上，几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日本学者关野贞近乎狂妄的宣言：“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日本却有30多个有1000到1300年历史的建筑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的当天，一封电报从山西五台县发往北平（今北京），7月9日，这封电报的内容在《北平晨报》上被披露，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寺院》。民国时期，建筑学家朱启钤创办营造学社，旨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员包括留学美国的梁思成（梁启超之子）、林徽因夫妇，留学日本的刘敦桢等。这一学社在特殊的年代发现并保护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筑，同时为我国培养了众多古建筑研究大家。

佛光寺东大殿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日本学者的挑衅如同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刺痛了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唐代建筑。法国学者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让梁思成等人看到了希望，他们发现一幅唐代壁画上标注的一处“佛光寺”与日本学者先前在山西考察时发现的佛光寺十分相似。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囿于学术水平，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并未将目光投向这座大殿，仅留下“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这一简单的评价。

梁思成、林徽因二人通过比对照片以及佛光寺东大殿前经幢上的铭文，认为这座大殿与当时中国公认最早的建筑—辽代独乐寺观音阁有很多相似之处，觉得有必要现场探察一番。由于时局动荡，土匪横行，加上梁启超儿子、儿媳这样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出行十分不便。后来，在警察荷枪实弹的护送下，他们才得以开启考察之旅。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以梁林二人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团，来到了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寺。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在佛光寺东大殿测绘数日的学者们发现大梁之下有墨书题记，由于大梁距离地面有两丈多（一丈约3.33米），根本无法辨识。这时，林徽因的远视眼派上了大用场。她看见题记中有“女弟子宁公遇”之名，正与大殿门口的经幢上刻的“佛殿主宁公遇”相吻合。佛殿主既书写在大梁上，又刻在经幢上，正好互为印证。即使两者不是同时完成，也应该是同一时期完成。所以，梁林二人认定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大约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也就是857年前后。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及准确断代，一举打破了日本学者狂妄的气焰，也彰显了中国学者扎实的古建筑学功底，终结了“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荒谬论断。

佛光寺东大殿造型古朴，出檐深远，斗拱硕大，远远望去给人以苍劲有力之感。这座大殿的建造年代虽晚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是我国现存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但其因巨大的形制、精美的唐代雕塑以及珍贵的唐代題记壁画，还是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第一国宝”。

其实，早在测绘佛光寺东大殿之前，中国营造学社就在山西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古建筑，如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朔州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与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一样，应县木塔的发现也是一段传奇。

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的父亲梁启超给他寄去了一本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梁思成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归国后，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古建筑。不过，该去哪里寻找明清之前的建筑呢？当时流行一句谚语—“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给梁思成带来了启发。说来也巧，还是那个前文提到的日本学者关野贞，曾在191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北方的考古报告，刚好提到了建于11世纪的“应州塔”。这激发了梁思成的兴趣，然而他遍览古籍也没找到一张木塔的照片。只有亲自跑一趟才能一览这座塔的真面目。不过，当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如果这座塔是明清时期所建，或者已经被毁，那岂不是白跑一趟吗？

梁思成灵机一动，决定写一封信寄到应县最大的照相馆（尽管他不确定应县是否有照相馆），并在信中附上一元钱，让照相馆寄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没想到他竟然收到了回信，信中还真有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通过仔细比对照片中的木塔，梁思成认为这座塔应该是一座辽代建筑，这让他喜出望外。1933年6月，经过一番准备，梁思成一行踏上前往晋北重镇大同和应县考察的旅程。

当真正见到应县木塔时，梁思成等人惊呆了！当时，林徽因因故未能与考察队同行，梁思成在给林徽因的信中写道：“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我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地倾倒……使我愉快得不愿意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敏锐。”到底是怎样一座建筑，让见多识广的梁思成发出如此感慨？

应县木塔高67.31米，高度相当于现在的20层楼，底层直径30.27米，纯木结构，耗费红松木料约3000立方米，重约2600多吨。木塔共五层六檐，这是因为第一层是两层屋檐。每层之间还有一个夹层，实际上是九层，所以应县木塔有明五暗四的说法。木塔的平面是八边形，层与层之间的斗拱更是多达三四十种之多。根据营造学社以往的工作效率，一座古建筑的测绘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应县木塔足足用了梁思成和莫宗江6天的时间，足可见其复杂程度。

我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被誉为“土木华章”。这一建造传统技艺始于新石器时期，甚至可能更早。新石器时期，中国北方建筑以半地穴式为主，南方建筑以干阑式为主，建造技法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木头为原材料。木结构建筑取材方便，建造周期短，但是容易腐朽，不易保存。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建筑的描写，如《诗经·小雅·斯干》中“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阿房宫赋》中“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给了今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再生动形象的文字描写也无法比拟实物给人的冲击感。正是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今人才得以有机会欣赏古建筑造型的精美，领略古建筑构造技艺的精湛。

晋国霸业

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山西不仅地面文物资源丰富，地下文物也令人惊叹。从旧石器时期的丁村遗址到新石器时期被誉为尧都的陶寺遗址；从先秦时期的天马—曲村遗址、侯马晋国遗址到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遗址；从北魏都城平城遗址到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城，再到数不清的辽金时期砖石墓，山西黄土之下的宝藏着实给世人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桐叶封弟

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大地，这是因为山西曾是先秦时期诸侯国晋国的主要势力范围，后来韩、魏、赵“三家分晋”，史书将这三国称为三晋，才有了这些称谓。传说，强大的晋国起源于一片小小的桐树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吕氏春秋》和《史记》中都有过记载，大概的意思就是，年幼即位的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少年天子意气风发，捡起一片桐树叶剪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我将拿这个玉圭封你。”叔虞高兴地将这件事告诉叔叔周公。周公请示成王，成王表示自己和弟弟只是开个玩笑，周公表示，君无戏言，成王无奈将唐分封给叔虞。

后来，抵达封地的叔虞，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把唐国经营得有声有色。这个唐国其实就是晋国的前身，叔虞的儿子燮父即位后，将都城迁到晋水一带，并将国号改为晋。当初，叔虞的爵位仅是伯爵，燮父即位后通过一些手段让周天子下令“命唐伯侯于晋”，其爵位由伯爵升格为侯爵，自此开启了晋国600余年的光辉历史。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晋国一直都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特别是在春秋时期，晋国大多数时间里独霸中原，涌现了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等多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主。因此，坊间才会流传“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这样的谚语。

晋国遗址

尽管晋国曾经在历史上非常辉煌，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诸侯国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例如，叔虞始封的唐地至今仍旧扑朔迷离，很长一段时间内，燮父迁都后的晋地也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才让困扰已久的学者们看到了揭开谜底的曙光。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燮父迁都后的晋地应该距离天马—曲村遗址不太远，极有可能就在如今的山西翼城县境内。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晋南临汾地区曲沃、翼城两县交界处，是一处年代与晋国相始终，而以西周及春秋早期为盛的晋国文化遗址。为了探索晋国早期文化的面貌，考古学家从1979年开始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時至今日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共发现晋侯及其夫人墓葬9组19座，可以分为3排，从北往南依次有4组、2组和3组晋侯和夫人墓。每组晋侯和夫人墓葬周围都有数座陪葬坑和一座车马坑。通过对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墓葬形制、出土陶器的观察和研究，已经可以基本确定这9组墓葬的主人就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9代晋侯和夫人墓，即从晋侯燮父开始，一直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

这19座墓葬在形制上并不一样，有的有两条墓道，有的只有一条墓道，还有一座晋侯夫人墓甚至一条墓道都没有。先秦时期，礼法森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符合礼法的规定。孔子就曾经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根据史籍的记载，天子死后的墓葬应该建4条墓道，由于和“亚”字的繁体字“亞”很像，考古学家将这类墓葬称为“亞”字形大墓；一般等级较高的诸侯、贵族的墓葬会有两条墓道，形似汉字“中”，所以被称为“中”字形墓；等级低一些的贵族墓葬只有一条墓道，由于和“甲”相似，这类墓葬被称为“甲”字形墓。当然，没有墓道就意味着等级更低。除了墓葬形制之外，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是识别墓主人身份的有力证据。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就有“明贵贱，辨等列”的功能，以青铜鼎、簋的组合为例，天子使用的规制为九鼎八簋，诸侯则是七鼎六簋。

天马—曲村遗址的墓葬群采用的是西周时期常见的族葬制，整个墓葬区分为公墓区和邦墓区。上文提到的9组19座墓葬就是公墓区，埋葬晋国国君等高级贵族，而邦墓区则埋葬中小贵族及平民，公墓区和邦墓区有着明显的分割线，足见当时的等级与尊卑。

晋侯珍宝

尽管史书中对晋国的记载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史料只是大致勾勒出晋国的面貌，即使是再细微的描述，也需要靠想象“复原”，不够真切。但是，考古出土的实物却不一样了，它们仿佛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就出土于天马—曲村遗址。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部微微昂起，高冠直立。凤鸟的身体丰满，两翼向上卷起。在凤鸟的背上，还有一只静静相依的小鸟，做成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整件器物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这件器物是用作宗庙祭祀的礼器，在某一任晋侯去世后，作为随葬品带到墓葬中了。

晋侯鸟尊是幸运的，深埋地下数千年，躲过了无数次盗墓贼的觊觎。然而，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的晋侯苏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92年，晋侯墓地8号墓遭到盗掘，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被贩卖到国外，其中14枚晋侯苏钟出现在香港的古玩市场。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慧眼识珠，花重金将这14枚被人说成赝品的青铜钟买回国内。后来，晋侯8号墓又出土了两枚青铜钟，正好与那些配成一套，它们的价值也得以确认。

西周晋侯苏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上面共有铭文355个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而同时期大多数编钟上的铭文都是在铸造时印刻在模范（制器物的模型）上，几乎没出现过凿刻的方式。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亲征东国、南国的一段历史。西周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在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记录的多个事件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晋侯鸟尊和晋侯苏钟只是天马—曲村遗址所有出土文物的缩影。如今，这里出土的文物大多数保存在山西博物院、晋国博物馆等博物馆里。晋国博物馆建立在天马—曲村遗址之上，在那里不仅能看到珍贵的文物，还能近距离观察3000多年前的墓葬。尽管晋国早已灭亡，但是这些遗存却让它永远烙印在历史中。

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一所学校息息相关，那就是我国现代田野考古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从1963年起，一个个怀揣梦想的北大考古师生相继来到这里，调查、发掘、扎根、生活。如今，时光已悄然流逝将近一个甲子，当年的带队老师已经离开，而当年发掘遗址的学生已经扛起考古的大旗，成为我国考古事业的中流砥柱。一代又一代北大考古人，将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和考古故事在课堂上讲述、传承。在这里，他们写就了当时中国体量最大、公布资料最全面的考古发掘报告。2008年，北大考古系1986级本科生在曲村工作站内树立 “曲村之恋”石碑，以纪念这段缘分与情谊。

当然，除了天马—曲村遗址之外，三晋大地上还遗存了众多各个时期的历史遗迹，我们可以透过文物或遗址，感受历史的厚重。

故国雄风

从晋南顺着漳河，一路往东便来到了河北邯郸。相信很多人知道邯郸，源自成语“邯郸学步”。《庄子·秋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个燕国人到赵国都城邯郸，看到邯郸人走路的姿势很美，就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学得不像，还把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了，只好爬着回去。

曹魏邺城遗址

成为赵国都城，的确是邯郸的高光时刻，但却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荣耀瞬间。如今隶属邯郸市管辖的临漳县，同样声名显赫，多次站在历史舞台的“C位”。有着“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的邺城遗址就位于此地。从春秋开始，一直到北周，邺城存续了1200年。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6个国家先后在这里建都，留下了鬼谷子庙、西门豹祠、铜雀台、曹操墓、天子冢等众多历史遗迹。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铜雀台，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让这座高台建筑名扬天下。

作为邺城三台之一的铜雀台位于邺城西垣北部，始建于曹魏时期。铜雀台居中，冰井台居北，金虎台居南。史籍中记载：“三台列峙而峥嵘……亢高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附以兰奇，宿以禁兵。”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邺城三台是当时的军事设施。后来，在文人骚客的演绎之下，才成为才子佳人吟诗作赋的浪漫之地，然而背后却是无尽的杀戮和阴谋。直到后周武帝下诏毁撤邺城三台，它们才化作文化符号。虽然建筑被毁，但是三台的台基尚存。现在，三台遗址中保存最好的是金虎台，台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昔日宫殿的高大雄伟依稀可辨。

虽然铜雀台的名声很大，但是邺城遗址给考古学家带来的最大的惊喜，却不是这座高台建筑，而是整个城市的布局和规划。毫不夸张地说，邺城的城建模式开启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城建设的统一格局：单一宫城、三套城垣、整齐划一的棋盘状里坊，堪称城市规划史上的“里程碑”。邺城模式什么样？一时间难以想象，如果说后世的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就是在邺城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或许你就能在脑海中浮现出这座古城的轮廓。

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学者们发现，曹魏邺城在建设时，以西北为尊，宫城建在城市的北部西侧，以三台作为屏障。全城唯一的东西大道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北部为尊，为皇家和贵族用地；南部为卑，以平民居住的里坊为主。特别是南边城门开以单数，从而发展出中轴线的概念。此外，邺城的建造还运用了古人对于宇宙天象的认知，认为天子居于人间，居所应该模拟天象五官之中宫，将宫城置于都城中央天元处，取象北辰。如《论语》中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邺城宫城采用的正是“象法天地，模拟紫微宫，天人合一”，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天上紫微垣，地下紫禁城”。邺城毁废后，尽是荒芜。隋人段君彦在《过故邺》中曾写道：“旧国千门废，荒垒四郊通……虽临玄武观，不识紫微宫。”虽然这座都城早已不存，但是考古学家却用手铲让我们看到一座开创先河的都城。

近年来，邺城还在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诚如河北省考古所的专家所说：“大音希声，那些深埋邺城地下的无声密语，不断地诱惑着人们去探索，去发现。”2012年春节，考古学家在邺城附近发现了2895块残损的佛造像，其精美程度和数量都开创了新中国佛教考古之最。这批造像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形象，惟妙惟肖。通过仔细辨认，这些佛像都是有意毁坏然后埋藏地下。根据专家推测，这源于1500年前的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周武法难。建德三年（574年），北周武帝诏令废佛，开始大肆焚烧佛经，砸毁佛像，推倒佛寺，当年的邺城也没有逃过此劫，这才有了如今的惊天发现。邺城或许已经被世人遗忘，但是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历史，却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里。

满城汉墓

考古工作充满着偶然性，很多重要发现就发生在不经意间，大名鼎鼎的满城汉墓便是如此。1968年5月13日，河北满城县（现保定市满城区）西南1.5千米的陵山上，来了一队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官兵。他们奉命在这里炸出一条隧道，然而火药引爆后，却不见崩塌的石头，反而听到一声沉闷的回声。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一位胆大的战士主动请缨，查看爆炸点周围的情况。当他走近之后，一个深约数十米的黑洞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战士们拿着火把进入山洞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无数珍贵的文物散落一地。

“这一定是一座古墓，是一座古墓！”一位老兵首先缓过神来。这次任务的负责人意识到事情的紧急性，命令战士们保护现场，然后带了几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向上级汇报。此时，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还不知道，他们发现的古墓将震惊世界。

河北省相关部门收到消息后，立即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从5月29日起至6月24日，河北省文物工作隊会同当地驻军对一号墓的甬道、耳室等进行清理。6月26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专业考古工作者，与当地考古人员合作，清理一号墓的主墓室。在此过程中，他们推断出二号墓的位置，并展开考古工作。9月19日，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共清理出文物10633件。

这次重大发现，引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关注，他根据出土器物上的“中山内府”的铭文，推断出墓主人是西汉时期的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夫人窦绾。后续的研究也证明了郭沫若的判断。满城汉墓一号墓为刘胜墓，东西长51.7米，南北宽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2700立方米。窦绾墓东西长49.7米，南北宽65米，容积3000立方米。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等生活用品。特别是两个墓葬中都出土了完整的“金缕玉衣”，在此之前，金缕玉衣只出现在古籍中，这是第一次露出庐山真面目。

由于古人认为玉石可以使尸身不腐，所以贵族会用玉石陪葬，到了两汉时期发展成为穿在墓主人身上的“玉衣”。这样的葬具一般人自然是用不起的，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根据连缀玉片所用的金属不同，可以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刘胜的玉衣极尽奢华，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 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长信宫灯、博山炉等精美文物。

其实，出土文物虽然极为珍贵，但它们并不是满城汉墓带给考古工作者的最大惊喜。满城汉墓的独特价值在于巨大的陵墓开凿于山中，并列占据陵山主峰，符合史籍中“以山为丘”的记载。另外，由于东汉末年诸侯纷争，汉墓中丰厚的随葬品成为当时诸侯觊觎的目标。曹操为了筹集军费，甚至还设置 “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方承认的“盗墓官”，造成了汉墓“十室九空”的局面。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夫妇墓出土遗物保存完好，未曾被盗掘，全面体现了西汉诸侯王的生活及死后墓葬的规模，是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

中山王墓

历史上，除了西汉时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也有一个中山国，其势力范围也在河北一带，被誉为“战国第八雄”。这个中山国可不简单，是战国时期唯一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而列入《战国策》的诸侯国。虽然只是一个千乘小国，但它却能崛起于战国诸雄之间，屡亡屡兴，历久不衰。闪烁史册的中山国到底在何处？直到20世纪70年代，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1977年中山王墓的发掘，把人们寻觅中山国的视线锁定在滹沱河畔的平山。墓主人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第五代国君，他的墓葬未被盗扰，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特别是“中山三器”—铁足铜身大鼎、中山王青铜方壶、中山王青铜圆壶。其历史文献价值之高、刻制铭篇之长、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三个世间之最。这三件器物为后人简单地勾勒出中山国的轮廓。优美流畅、结体独绝的1123个字，确立了中山国七代君王世系，提到公元前381年以来中山国后期的80年辉煌，却并未提及鲜虞中山前期的400年筚路蓝缕。如果想全面了解“战国第八雄”，可能还需要考古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吧！

北京遗珍

周口店遗址

离开京畿之地河北，一路北上，就回到了我们出发的起点—北京。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1000年建都史”，但是北京地区的人类文明却可以追溯到距今7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类在北京生活，而周口店遗址正是最好的实物见证。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满怀期待地抵达了位于北京城外50千米的周口店。不久前，他的朋友刚刚在这里采集了一些碎骨片，這让身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的安特生兴奋不已。周口店果然没有令他失望，他发现了许多啮齿类动物的化石，丰富的化石资源让安特生觉察到了这里可能不简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有一种预感，人类祖先的遗骸就躺在那里，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它。”

在以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安特生为代表的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1926年，周口店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大批脊椎动物的化石，世界第一次为之轰动。其实，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1929年12月2日，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猿人洞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年，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又在周口店连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世界再一次轰动。

可是，当时的中国在历经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已经风雨飘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是对我国虎视眈眈，周口店遗址也笼罩在阴霾之下。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震惊世界的周口店头盖骨也被日本人盯上，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遗产，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1年，日美关系恶化，为了不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落入日本人手里，有关方面决定将头盖骨化石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至美国，等待战争结束后归还中国。然而，谁也未曾料想到，骇人听闻的珍珠港事件爆发，转移途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遗失，至今杳无音讯。

尽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遗失留下太多的遗憾，但这并不影响周口店遗址在人类进化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周口店遗址是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同时期遗存最为丰富的人类遗址，是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以及3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地方。

经过100余年的考古勘探，周口店遗址已经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多万件，还有大量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人类化石宝库。正因如此，1987年，周口店遗址正式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不同于文明时期的遗址，作为旧石器时期遗存的周口店遗址面积并不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龙骨山猿人洞是一处天然岩洞，东西长140米，南北最宽处40米，西部最窄处2米，但是洞内遗存却十分丰富，有不同时期的堆积层十余层。每一层相隔几万年至几十万年。尽管每层堆积最厚不过两米，但是整理这些遗迹却耗费了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时间。从1918年至今，周口店遗址考古已经过去了100多个春秋，但是周口店给人们带来的惊喜还在继续，有理由期待它再次惊动世界的一刻。

琉璃河遗址

北京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数十万年以前，北京的建城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由于史籍上语焉不详，让这座闻名遐迩的古都的身世充满疑云。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建城史的谜团才迎来一丝曙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准备在北京建造一座水泥厂，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去北京房山地区的琉璃河考察。经过一片荒野地时，吴良才发现一块高地上遍地都是古陶片，独具慧眼的他捡起一些陶片，找到当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苏秉琦一看到这些陶片，就断定这是商周时期的东西，无奈当时时局动荡，考证之事就被耽搁了。

1962年，已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苏秉琦在安排学生田野实习时，想起十多年前吴良才给他看过的陶片，就提出让学生去房山考察，从此拉开琉璃河遗址发掘的大幕。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队（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多家单位先后对这里进行了5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延续时间之长、发掘规模之大，在北京考古工作中仅次于周口店遗址。

琉璃河遗址东西长约3.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主要包括古城址、墓葬区和居住区三部分，东、西、北面城墙外还发现了护城河遗址，城市内布局严谨，宫殿区、祭祀区等功能区明确，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西周早期城市遗址。经过考古人员的辛勤工作以及专业研究，认为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的初都所在地，是北京城的发源地，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这也符合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进行了分封，其中“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孔子的《礼记》讲得更具体：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武王克商所处的时期，就是3000多年以前。

琉璃河发现的城址遗迹就是史籍中记载的“燕”。1986年，考古学家在琉璃河发现一座有着4条墓道的西周大墓，出土了众多精美的器物，其中铜罍和铜盉上有43字相同的长篇铭文，记载周王褒奖太保并“令克侯于燕”，克侯于是治理燕地平定叛乱的事迹。这两件器物是为克侯铸造的，故学界用诸侯克的名字，称其为克盉、克罍。在这个大墓发掘之前，学界普遍认为1974年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堇鼎记录了燕国第一代燕侯的相关事件，这位燕侯曾派官员“堇”到宗周给太保送食物，被太保赐贝，于是造宝鼎以纪念这次朝见活动。克盉、克罍的年代明显早于堇鼎，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克是第一代燕侯，同时明确了召公封其长子就封的史实，对探索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中都

“燕”的建立为北京留下深深的烙印，至今北京还有许多与“燕”相关的地名和历史，北京北面的山被称为“燕山”，辽代在北京建立的陪都被称为“燕京”。辽代时期的北京，正是北京步入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的统治者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自称兒皇帝。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幽州擢升为“辽南京”。后来，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将辽打败，占领了辽的势力范围。海陵王完颜亮更是将都城迁到北京，史称“金中都”。金中都仿照北宋汴京之规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经过相关专家的考证，今天北京的右安门大街、牛街、长椿街至闹市口一线，就是金中都时的南北通衢。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北京房山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在一处大坑中，发现200多块重达1吨的石块。这些石块摆放整齐，并非天然形成，下面必然隐藏着什么秘密。经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具石椁。所谓椁，就是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这两具石椁用整块的汉白玉制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龙凤纹饰。经过考察发现，石椁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的皇后。如今，这两件精美的文物已被收藏于首都博物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海陵王完颜亮篡位夺取皇权，为了能够稳固政权，不仅下令迁都，甚至把先祖的陵墓一起搬到了北京。

由于历史变迁，金中都当年的盛况已渐渐被时间掩埋。不过，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南一处小区建设时，发现了一座金代的城垣水关遗址。整个遗址为木石结构，全长43.4米，水关以地桩、衬石枋、过水地面石建筑而成。现在，只要去北京的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走一走，就能感受到当年金中都的恢宏气势。

后来，蒙古人建立元帝国，将都城从内蒙古的上都迁到北京，史称元大都，就是前文提到的“大元三都”之一。

明清时期的北京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珍贵遗产，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如今，这些古迹早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实，北京还有许多少有人知的“宝贝”，比如，京郊的法海寺，那里保留了巨幅明代壁画，笔触细腻，构图精巧，共画人物35个，三五成组，互相呼应，是明代壁画中的精品，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位于北京二环内的智化寺，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北京城被列为第一批“国保”的古迹也不多。智化寺是一个家庙，为什么一个太监建的家庙能从众多古迹中脱颖而出呢？其实，这个太监可不简单，他就是“撺掇”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的王振。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明代出现了“三朝两皇帝”的奇特现象。尽管王振在史籍中的口碑不大好，但是他建的家庙却非常有价值，整个北京城几乎找不到第二座如此原汁原味的明代建筑群。像法海寺、智化寺这样的“低人气”珍贵遗址，北京还有许多许多。当然，这需要我们慢慢去寻觅，说不定转角处就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后？记

这趟华北考古之旅，从北京出发，经过内蒙古、山西、河北，最后又回到北京，游历遗址的时间前后跨越了数十万年，既有旧石器时期的周口店遗址，也有闹市中的元大都遗址。虽然文中介绍了多处重大考古发现，但这仅是华北众多遗址的冰山一角。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华北地区的人类文明遗迹非常丰富，但只有通过田野考古的发掘和阐释，这些遗迹才能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限于篇幅，华北的遗址不能一一呈现给读者朋友们，笔者在最后附上前些年游历华北古迹的线路，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可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