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3年，秦军士兵黑夫和惊两兄弟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由驻地淮阳寄至其家乡安陆（今湖北省云梦县），收件人是他们的长兄衷。这两封家书后来成为衷的陪葬品。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墓中发现了它们。

这两封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家书并非纸制的—当时，纸还没有发明，而是写在了简牍上。所谓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古人将用于书写的狭长竹、木片统称为“简”，其中，木片又可单独称作“牍”。

在古代中国，造纸术出现之前，用竹子和木材制成的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当时的古人使用它们来记录日常使用的文字。从出土发现的简牍实物看，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六七十厘米不等，20厘米左右的比较多见；牍多为木质，比简要宽许多倍，有的宽6厘米左右，个别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被称为“方”或“版”。由于窄窄的一根简上写不了多少文字，古人便把一根一根简用绳索串起来，编为“册”。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其中，笔和墨用来书写，刀用于削除错字，而非用来刻字。

发现另一部史记

事实上，很早以前，我国就发现过简牍。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2000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市）有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数十车竹简。这些竹简被整理成《纪年》《穆天子传》等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此事还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古代文献出土事件被写入《晋书》，堪称我国最早的有关简牍的考古记录。

令人遗憾的是，前述出土简牍都没能保存下来，根据它们所整理出的书籍亦大多亡佚。之后，根据历史记载，也有一些零星的简牍出土，但都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

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在我国楼兰、尼雅、敦煌等地陆续发现一些古代的简牍，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在国内学术界引发震动。因为彼时的中国学术界因循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方法，这些新的材料的出现，让学者们能够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和认识古代社会，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思想的深入普及。简牍的出土由此成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在20世纪的100年中，我国先后发掘、出土了100多批古代简牍，这些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近代的简牍材料反映了将近1000年的古代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独立进行科学发掘出土古代简牍数十次，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1年，在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这是首次发现楚简。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6號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之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已荡然无存。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号墓出土32枚，其内容均为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么多的古籍（称银雀山汉简）。

同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其内容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医书。

1972—1976年，在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1973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首次出土秦简（称云梦秦简）。

1977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