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单县发生的所谓“脑中风村”事件一度成为媒体焦点，在村医骗保行为背后，他们的工作状态、生存情况也引发关注。

在我国城镇化率日益提高的当下，如何能够让村医真正发挥农村基层卫生保健的守门人作用，就此话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村医的将来还是要由政府来托底”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单县“脑中风村”事件，你怎么看？

聂春雷：山东单县的这个事情，我们关注了。首先是村卫生室服务不规范的问题，其次就是骗取医保基金的问题。对于造假骗保行为，必须要严肃查处，但对于一些误操作，也应区别对待。虽然医保系统中显示那么多村民都是“脑中风”，但并不是每一个处方都涉嫌骗保。村医计算机操作水平不高，使用软件过程中，为了方便，输入病名时只按了回车键，自动打上了第一个病名，就是“脑中风”。再有，就是有村民反映莫名其妙成了“器官移植术后患者”，其实是这位村民去看“气管炎”，村医输入“qgy”，直接按了回车，就误登记了排在第一的病名“器官移植”。据当地有关部门实际调查，在村医登记的纸质版处方上，疾病诊断都是常见病，并没有“脑中风”。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村卫生室是最基层的医疗机构，与大医院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村卫生室设计方便使用的软件系统，同时要加强操作应用培训。这个事件的发生，地方医保和卫生部门都是有监管责任的。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此次涉嫌骗保的村医，她的合法正当收入是很低的。村医的收入现在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聂春雷：过去村医收入几乎完全依靠卖药的利润，推行基药目录制度，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之后，村医就没有这块利润了。

现在，村医收入主要分为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基本药物补助和一般诊疗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和基本药物补助来自于各级财政，是目前村医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诊疗费主要来源于医保基金。其中只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的标准每年有所增长，到今年已经达到人均79元，而基本药物补助和一般诊疗费近10年来没有怎么增长。但是物价在涨，另外，这三块补助同服务人口多少密切相关，服务人口多，服务量大，补助就多。但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村人口流失，空心村问题加重，导致很多村医服务的人口也逐渐减少，这三块的补助费也相对减少。于是许多村医发现，自己2011年每年能拿三万元，但十年后依然每年拿三万元，或者比三万元略多一点，相对来讲收入反而降低了。

我们计算过，如果一个村医的服务人口够1000人的话，那么一年下来，基本能有个4万～5万元的收入。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村里这个收入还算不错的，一般应该是高于村干部的。如果一个村医服务人口低于800人或更低，其收入就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生存就有困难。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争取提高相应补助标准，增加村医收入。2011年，基本药物补助是人均5元，2020年基本药物补助提高到人均8元，今年提高到人均10元了。目前，各地村医看一次病的一般诊疗费标准为5元，各地卫生部门也在积极协调适时提高标准，比如内蒙古提高到了8元，河北提高到了10元，只有建立定期调整的补助机制，才能基本保证村医收入不降低。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村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一开始是依托集体经济的赤脚医生，到了198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终结，很多村医一度成了个体户，现在是不是又回归到了国家保障？

聂春雷：目前村医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如果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一个村有二三千人，村医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人口少，服务量少，村医单靠三项补助难以维持正常生活，很多地方都由地方政府再给予一定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