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许国璋英语”所遮蔽的许国璋
作者 鲍安琪
发表于 2021年11月
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苏州东吴中学读书时的许国璋。

许国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到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在中国似乎还有一种英语叫“许国璋英语”。这个名字又太陌生,陌生到不同于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查良铮、巫宁坤等,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人。

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专什么呀?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英语学得好就是学问,那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学问家了?

“外人只知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他如此对自己的弟子说。

“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英语”起源于1961年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

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1~4册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许国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张道真、马元曦、祝珏和张冠林等参与编写第一二册,刘承沛、周谟智、夏祖煃、王晋熙等参与编写三四册。

许国璋从不把文章拿来就用,每一篇都经过反复修改润色,无不带有鲜明的“许国璋特色”。冰心之女吴冰曾写道,北外英语系都知道许国璋编书、写文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认为无论外国、中国学者的英文都有可改进之处,她敢说即使是莎士比亚把作品送到许老手上,他也会提出若干条修改意见。

1962年,8册《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套自编的重要英语教材。教材5~6册由北京大学的俞大絪任主编,7~8册由复旦大学的徐燕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赋宁和外交学院的吴景荣担任1~8册的审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流溪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用的就是許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册。

当时恰逢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试验“听说领先教学法”。这是美国40年代兴起的外语教学法,到60年代已山穷水尽,但在中国才刚被引进。因此,这册书很重视入门阶段的语音训练。

周流溪回忆,当时任课老师领会了教材精神且发扬光大,竟给他们开了整整两个月的纯语音课,一天到晚学国际音标,搞发音练习和听写练习,甚至搞nonsense dictation,即听写一些在普通英语里不存在的语音词。经过一个学期,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学期,刚开始学第二册,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就传达了下来。此后,这套《英语》作为“资产阶级教材”就被撇开不用了。但许国璋所编前四册由于是基础教材,且选材精当、语言地道、结构合理(李赋宁语),适于成年人自学,因此在一些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20世纪80年代未,许国璋与年轻教师谈话。

1972年,在王宗炎任副教授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有人提了一个建议:从南方放一枚“远程导弹”,轰击远在北京的许国璋。这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建议,但问题是谁能拿出一些强有力的批判理由呢?还没等大家冥思苦想出来,“批许”忽然不提了,原来是党委张书记的女儿说:“爸爸,许国璋不要批,因为他的教材编得好,我看得懂,跟得上。”

后来在英语教学界与许国璋以“南王北许”齐名的王宗炎说,这让他想起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的“三无”局面,用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等米下锅”。《英语》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朱原参加了组织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费用,在西郊一个“阔气”的饭店里租下了两间房子。许国璋指定南京大学的罗长炎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张永彪做他的助手(后又增加了祝畹瑾),对62版前四册进行了修订。原教材体例不变,只是对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课文和练习进行了抽换。

此时,俞大絪已在“文革”中自杀离世,5~6册未作大的修订,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7~8册的修订出版则转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手中。

朱原回忆,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都在使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9 年,陈原复出,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一个飞着鹅毛大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位于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上班,见大楼门前排着长队,从王府井一直拐进灯市西口。他问队伍中一个青年排队买什么书,对方说买“许国璋英语”,明天电台开播,生怕买不到。

陈原听了二话不说奔进大楼,把发行部负责人找来,让他们在大楼外赶紧摆开几张桌子,齐头卖书。忽又有人嚷道,门市部的书不够了,于是马上调卡车到西郊仓库去拉货。幸好那时没有交通拥堵,书很快拉回来。大约两个钟头光景,几千本书销完,人龙散去。

随着自学考试兴起,“许国璋英语”销量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年销售量已达30万册。

朱原回忆,发行量高,许国璋的稿费收入也颇为可观。他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另外还在北外成立了一个全国助教培训班,他把相当一部分稿费用在了这些工作上。

朱原说,编教材是集体之作,当年的参加者完全是无偿劳动,80年代有稿费了之后,一些人提出了意见,经1962年参加编写的刘承沛从中做工作,最后商务印书馆另外开了一笔稿费,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教材每一课后面都有注解,朱原曾经向许国璋建议,这些注解非常重要,能不能专门做一个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他还举例说,当时张道真出过一本英语语法,也做过索引,不需要本人动手,可以由出版社找人来做,结果许国璋说“你怎么拿我跟他相比”。

本文刊登于《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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