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迈入城市群竞争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往往不仅仅是“招商引资”的问题，还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区位优势、城市规划等方面息息相关，牵涉到当地人的利益与福祉。在“维舟读城”系列中，我们将以不同区域为单位，来剖析各地的问题，预见未来，更好地理解中国。

1996年夏天第一次到访时，我见到的还是那个老旧的南京站，三年后它在一场火灾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造，连很多南京人也抱怨不便。等到2011年南京南站投入使用，它不仅是全国首个零换乘的交通枢纽，在广州南站开通之前还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甚至超过上海的虹桥枢纽。

在某种意义上，这仿佛隐喻着南京的雄心：作为一座“旧而能新”的都市，它这些年来正在蜕变重生，抛开以往的历史包袱，试图在更高的起点向竞争对手发起冲击。

“双核驱动”的江苏

世人都知道，南京是江苏省会，然而在民间却有个说法：南京是“虚假的江苏省会”，因为省内各城市对南京都不买账，它反倒是安徽的真正省会——“徽京”。

这虽然看似戏谑，却极为简练地道出了南京在城市定位上的尴尬处境：它在名义上的地位，与实际并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植根于数百年来深厚的历史脉络，还对它当下的城市形象、经济潜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关系到其都市圈规划的成败。作为典型个案，南京可以給我们一个重要启发：要充分认识一些城市的发展前景，首先就有必要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

当下南京在都市圈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处境，都可追溯到清康熙六年（1667）江苏、安徽分省。所谓“江苏”，便是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的首字，南京作为江苏省会也始于此。但从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在全国罕见的特殊情况：江苏有两个省会，江苏布政使衙门（江苏藩司）驻在苏州，掌管江南诸府的民政和赋税，而南京则主要承担军政职能并统辖江北的扬州、淮安、徐州诸府。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这种“双核驱动”的模式，隐含着“政经分离”的功能划分：南京在职能上更偏重政治管控、军事镇抚，而苏州作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江南首府，则起着事实上的经济中心职能——不仅是江苏省的，甚至是全国的。

这一模式如今并不鲜见，如辽宁的沈阳/大连、山东的济南/青岛、浙江的杭州/宁波、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广州/深圳，但其他各省大抵是近代通商口岸兴起之后才出现的（也许宁波除外），唯有江苏由来已久，早就把“双核”制度化了。

不仅如此，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南京作为“三省首府”，所承担的职能更为复合化，担子更重，且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本省的行政边界。因为整个清代，南京一直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衙门驻地，直至1760年安徽布政使衙门迁往安庆之前，安徽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在那一百年里其实是南京。

到了近代，对南京的城市发展冲击最为深远的无疑是1851～1864年间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革命战争加速了东南经济中心向上海的转移，而南京则在反复的围城、攻城中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损失高达四分之三，战后不得不依靠大量安徽、苏北、河南等地的移民来补充新鲜血液。不过，即便是这样惨烈的战争，也并未打破原有的都市圈构造，只不过苏南的中心从苏州变成了上海，而南京倒是对安徽等地的移民产生了更强大的吸引力。

这与当下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南京最多只是“半个江苏的省会”，苏锡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另外半个江苏，原先以苏州为中心，在近代以后又逐渐以上海为龙头；南京在省内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本市近郊及江北各地，但在省外，它反倒是安徽的中心，无论是安庆还是合肥，安徽省会历来都无法与南京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