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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生日那天，我突然想，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俩应该待在一起的，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铺有格状、扎染或印花台布的桌子，头顶上有盏蒂凡尼罩子的灯，光线不很亮，但也不至于昏暗到叫人产生暧昧的联想，有没有蛋糕、蛋糕上是否有蜡烛都是次要，重要的是周围要空空荡荡，最好没有一个客人，就像是我的包场，而窗外是一抹浓墨色的夜，或是一派盛世繁华的梦境。这种想法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只要我开口，她一定不会拒绝，只是我从未开口，因为我拿不准到那时我们该是以作家的身份见面，还是以同姓同族家人的身份相会，不同的身份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我们谁都不想伤害谁，毫不夸张地说，我应该算是她生命中最为珍惜的第二个男人，而她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意识见到的第一具女性身体的人，再说，尽管我比她小了八岁，但是老天还是把我们生日安排在同一天，我就莫名地觉得对她要倍加小心。
自打那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就变成了一种提醒，如果赶上雨天，又正逢晌午，我们家便会更加紧张，尤其是父亲，那张本来已经稀松到不可收拾的脸便会拉得老长，还会阴云密布，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大雨倾盆，但那种忍无可忍急迫暴怒的样子，让你总感覺就在下一秒，父亲就会爆发：连你今年都四十了，你说说她……你今年都四十二了，你说说她……你今年都四十五了……我不知道父亲最终是如何克制住自己的，兴许是医生的嘱咐起了作用，几年前他得过一次脑血栓，出院时医生提醒过他，如果不懂得控制情绪，他终将会吃大亏，当然具体原因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上面这句充满抱怨和无奈的话，几乎成了一种固定句式，而且说话的语气一年比一年重，最近两年倒好，那份沉重已经让他无法再将整句话说出来了，你说说她……你说说她……被他省略的前半句已经变成了一种恨，然后他又用这种恨打败自己，一锤一锤的，或一刀一刀的，总之他是缴械投降了，临了把责任推到奶奶身上，你奶奶怎么就生下这么个东西？！可奶奶已经死了。
虽说快要中午了，可是外面的天，像受了诅咒一样阴沉。我们都能想象出老家主街上的人们在这样的天气下会有多么焦躁，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担心会再次看到一个古老预言的再一次印证，一个年轻女子，不论之前她在哪里，这时她都会一路急跑跑回家，手脚麻利地从衣柜里拿出那些行头，快速站到镜子前穿戴，她会在镜子前欣赏自己墨汁一样黑色的眼睛和像刚刚焗过油一样的头发，皮肤非常白嫩，白嫩到让当地人总觉得她根本不是当地人，她身材偏瘦，平平的胸部让人无法想到那里应该还长有一对乳房，但在她最后的一个动作往自己脚踝处系上一串小小的铃铛后，浑身的荡漾与澎湃，就像一位春心萌动的女子放弃矜持破门而出去见自己的情人了。没有人猜得出她的心，她也从不向任何人解释，哪怕有人说她精神上出了问题，事实上人们说她中了邪，她也不作解释。就像有某种感应，那些不论是正门还是侧门开在主街上的人家，在这个时候都会将门关上，但她知道与此同时又有人会躲在那扇门后面等着她，她很快就出场了，手里撑着一把猩红的雨伞，所有音乐都来自大自然与她脚上的铃铛，她那绾起的长发上插着鲜花，一袭长衫从脖子开始一直轻柔到脚面，鞋是绣花鞋，从抬腿迈出的第一步她就步态优雅，优雅？当地人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词，当然她的曼妙不仅表现在身姿上，而且还延伸到她的胳膊上以及手指抚摸主街那古老石墙的动作上，曼妙当然也是当地人脑子里没有的一个词，当地人对女人美的形容实在词穷，最常见的是“好看”，如果说哪个女人“真的好看”，那你就不用再怀疑了。然而，她的美是没有人欣赏得了的，因为主街上的人们认为女人的美应该像供销社里的女售货员或是画报上的纺织女工，而年龄更小一些的人认为她身上穿的根本不是人的衣服，因为她的衣服只有在传统老戏里或是神话电影里出现过。但她就是不管他们，任由他们说笑。雨其实有没有都可以，当然最好是蒙蒙细雨，如果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层轻轻淡淡纱一样的薄雾里那就更好了，不过，就是仅仅只有一点潮气，或劈里啪啦下着大雨，也无所谓，她手里有伞，她就是要撑着一把红伞，缓慢、空灵如双脚悬空一样一点点从各家各户的门前经过，她继续向前，走过村委办公室、供销社、缝糿厂、小寺庙、小卖铺、榨油房、保健站、十字街、董家巷口，来到村里最粗壮最茂盛据说是棵唐槐的树下，她会在那里站很久，没有人知道她是在用心观察，还是在和那棵树默默对话，还是……当有人突然在某一天意识到，曾经有老人讲过很多年前在这棵下睡觉，被树上掉下的一条小花蛇砸醒的故事后，所有人在想到一个女人手擎红伞仰头站在老槐树的画面时就不寒而栗了，因为故事里讲，那条小花蛇是落到睡觉人脸上的，但当睡觉人错以为有人使坏扔来一根绳子把蛇抓在手中时，那条蛇并没有挣扎，它温顺地高昂着头与那人四目相对，然后慢慢地将嘴咧开，据说那人像丢了魂儿一样软瘫了过去，后来在他再醒来时，蛇已没了踪影，他却说那条蛇一直在冲他微笑。人们就把她与蛇扯上关系了，因为她的腰纤细柔软，眼睛越来越圆，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她一遇见天阴要下雨的时候就兴奋。
她这种怪异的行为发生在哥伦布离开村庄确定成为美国人的第二个夏天。一开始人们还在想她是装疯卖傻故意作怪，后来就想可能是什么东西附了身，但最后的结论是她被别人抽走了魂儿。那个抽走她魂的人就是哥伦布，人们很形象地想象，哥伦布临走前一定和她单独见过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但有一个细节是必定有的，她非常忧伤地低下了头，默默地哭了，那些黏稠的泪水像蜘蛛丝一样从她的眼睛里流出，在哥伦布转身时沾到了他的后背上，哥伦布能感觉到那种眼泪越来越稠继而凝固而产生的力，但他还是起身离开了，于是那些沾在他身上的眼泪被拉长，变成了许许多多细小的微管，就像吹糖人那样。人家哥伦布当然是无心的，是她把眼泪沾在人家身上怎么也撕拽不下来，哥伦布走了，漂洋过海，越走越远，一直登陆到自己的新大陆，那些由眼泪形成的细管因为距离便有了某种吸力，她的魂慢慢地通过那些细管被吸走了，她的身体越来越轻，眼睛越来越呆滞，很多时候连时空也消失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也身不由己，因为她自小就离不开人家哥伦布。
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看法。以我对她的了解，尽管哥伦布人在美国，变成美国人了，她确实一直喜欢那家伙，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这与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在我年轻时曾经为爱、爱情、婚姻纠结的时候，姑姑就跟我说，爱一个人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眼前的物看似存在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以不构成障碍，你爱他那就爱，你还管他是在你身边，还是在宇宙之外，管他是苏格拉底，还是斯巴达勇士？可是，话虽是这么说，但我不相信她真有那么爱哥伦布，爱这个东西多么沉重，又多么缥缈啊，至少我相信，这么多年来她对爱的内容肯定做过不少的调整，起码她守住了自己的灵魂。
讲到这里，听起来似乎是个痴情女子的故事。其实不是。这个女子，叫香荷，是姑姑，那个哥伦布是我们老家的邻居，叫米海西。但是我们每次聊天，姑姑香荷总会扯到米海西，似乎不聊米海西我们的话题就不圆满一样。
姑姑一直住在乡下老家，在我的记忆中她也从未离开过老家，奶奶去世前，上面对农村有一些扶贫项目，附近一个村有一家羊毛加工厂，姑姑去那里上班，但也没有超出五华里，在厂子里她的工作是将又脏又乱的羊毛除去绒毛，捋顺，然后一把一把成捆扎出来，那样的工作需要时间，如果她寄宿在那个村，便可以多拣一些，但她还是会早出晚归住自己家，那时她十六七岁，理由是每天晚上回家陪我的奶奶，但实际上是另有原因，姑姑回来要见她的哥伦布。那时哥伦布与姑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我们家已经单独起灶分开过了，姑姑和奶奶过，而米海西因为父亲病逝，也只有他和他母亲了，就连那种相似的情况，姑姑都认为冥冥之中是种天意，每天晚上在那段短短的吃饭时间里，姑姑一定是会去米海西家串门的，她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为此奶奶经常提醒她，一个姑娘家，就不能在自己家安安生生吃上一口饭？老刮到人家家去干嘛！但姑姑从来不把奶奶的提醒当回事，她的理由是米海西的父亲刚没了，无论是米海西还是米海西的母亲都需要她去送点儿安慰。当然这种看似人之常情的热心骗不过奶奶，我那时虽然还分不清一块白肉长在女人的后腰和胸脯有什么区别，但对男女之情已经有了一点朦胧的认识，我清楚地记得，姑姑前脚走，奶奶后脚就说她，“你就别枉费心机了。”
十年前，我已经为人父十五年了，我带着儿子坐在奄奄一息的奶奶的炕头，在那间因为岁月的陈旧光线已经变得异常昏暗的老屋里，唯独明亮的东西便是奶奶的眼睛。那是一位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光，如两支细小的蜡烛燃到最后一刻，没有风它自己都在飘摇，应该是泪，是两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终究没有流出来的泪。姑姑忙碌着招呼我们，奶奶的死对她来说似乎已经变得就像自己亲身经过多次一样波澜不惊了，奶奶用颤抖的手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块银元递给儿子，又把枯树干一样的手搁到我腿上，她蓬乱着头发，喘气声有气无力，但注意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一直在出出进进的姑姑的身上，就在那个下午，奶奶两眼紧闭，扔下一句：“香荷，你到底是没有让我看到你找下一块埋你的地方啊！”便咽了气。父亲当时站在旁边，那种重担突然压肩的感觉，让他用了世界上最长的时间看姑姑，毕竟长兄为父，可姑姑却根本不看这个哥哥。不过，在为期五天的丧事期间，我还是听到姑姑回应了父亲，她叫父亲放十万个心。等我死了，就是扔进茅坑沤粪，抛到野地喂狗，也不会埋进你家坟里。她就是这么说的。父亲大姑姑十六岁，尽管平时不在一起生活，但他们之间的那种陌生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我才听母亲讲，父亲曾经打断过姑姑的两根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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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姑姑的态度却不像父亲那样急躁，无论有多牵挂姑姑，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姐妹间的温情以及姑嫂間的体贴，因此每当父亲充满焦虑地唠叨你说她眼看就五十五了，难道就这么下去呀……母亲就会说他杞人忧天，她四十的时候，你就说她眼看四十了，难道就这么下去呀;她五十的时候，你说她眼看五十了，难道就这么下去呀;现在你又是……“她能跑能跳能吃能喝，好好的，就先让她那样呗，走一步说一步也没什么不好吧？”
“她好？能吃能喝能跑能跳，就是好好的？”父亲大发雷霆，“有本事她就给咱永远好好的！”
自从父亲退休后，我们家每个周日都会在一起吃顿午餐。用餐时偶尔会聊到姑姑，在我还没有和她单独建立起联系时，每次聊到她，父亲都流露出和所有老家人一样的看法，这个香荷啊，真是没法说了！可是当我和姑姑先有了电话，后来加上微信后，我觉得姑姑并非他们说的那样。不过一个月前父亲为姑姑还是再次发脾气了，这次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次。当时我们全家人正在父母那里吃火锅，儿子由一名颓废的大学生变得积极上进了，刚拿到一个全国性的设计奖，值得庆祝，一个莫名的电话就把气氛搞砸了。父亲的神情告诉我们，电话是从老家打来的，但我不知道对方是谁，说了些什么，父亲先是面露惊色，然后强忍着情绪慢慢说，“认识，认识，怎么不认识呢！唉，可怜的，一辈子心高气盛有什么好，看看到头来落了个什么下场。”父亲挂断电话，回到座位上便开始喝酒，一口菜也不吃，我们就知道他生气了，还是最气的级别，因为自我记事起，父亲生了气就会一声不吭出门，他到俱乐部门口看别人打台球，或到花鸟鱼市走走，不知道哪一眼或哪个声音他的气就消了，只有生大气时他才喝闷酒，他不是想用酒压火，也不是想麻醉自己，而是恨不得一口酒下去结束一切，他的血脂和血压都高，肝有问题，这很危险，但他就是要这样不顾后果地作践自己。
“到底怎么了？”母亲问。
“香桃死了！”父亲半天才冷不丁开口。
“香桃？哪个香桃？”母亲先是一惊。
“你认识的人中还有几个香桃？”
“是香桃啊，唉，她总算死了。”母亲突然反应过来说，“死了比活着强。”
妻子和儿子不敢吭声，默默地听着，他们不知道香桃是谁，但能猜得出一定与姑姑有关。可是老家的人为什么大老远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女人死去的消息呢？一来是这个女人与我们有关系，二来是几乎所有人都把她作为了姑姑的镜子，更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个香桃，兴许姑姑还变不成今天这个样子。在很多年前，很可能姑姑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未来时，她就对姑姑说，女人咋啦，女人也是两只胳膊两只手，干嘛要依附男人，香荷啊，女人到咱们这里应该改改规矩了，我是不知道你，反正我这个人，不管能不能活得风光，但绝不要那种走风漏气，到处缝缝补补的人生。你听听这话多厉害，姑姑但凡听懂了它的意思，能不受影响？
那个叫香桃的女人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让我们唏嘘半天。据我知道，香桃的情况是：她自小就和她妈在一起生活，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和她妈一起生活的屋子，之前我也认为她有恋母情结，几十年里没遇上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就是证据。可是最后我认为与她的洁癖有关，而且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洁癖，人们总说她接受不了男人那黑乎乎的胡子，闻不惯男人身上的汗腥味，她的嗅觉确实灵敏，她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就曾经把两朵采自同一枝上的月季花递给她，她只是轻轻一闻，便正确地说出了它们的不同，哪一朵要比另一朵早了那么三四天，她也是我记忆中最干净的人，在她的身上，除了淡淡的水汽、香皂、洗衣粉、雪花膏的味道外，连她说出的话，都不紧不慢字正腔圆，亮丽清脆，没有一点污浊。她当时是我们村的一名民办教师，本来和另外一名男老师住在学校里，但从姑姑那里得知母亲胆小，又只带着我这个小男孩时，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她总是在学校吃晚饭后，早早来到我家，而且几乎每次手里带拿着一本书。后来我就想，她那么爱看书，又对姑姑说出那么一番话，那她的洁癖就不仅仅是不接受男人的胡子和汗腥味那么简单了。在我考上初中，到乡中学住校那年，因为政策原因，她不再教学了，她回到了她们村。那个村很小，不到十户人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民们都往外迁，有本事的直接去大城市，没本事的就是节衣缩食四处借钱也往县城里拼，香桃老师却始终坐在街门口看书，她亲眼看着那些村民像蚂蚁一样走过她的书页，先是年轻人，后是中年人，再后来是老人和孩子，开始时他们说出去打弄几个钱，到后来就说不搬不行了，否则儿子就得打光棍，他们每一家走得都很匆匆，就是走出她的眼镜框，突然因为想起什么东西忘了调头回来，也顾不上和她说话。没有人和她说话。反正她不食人间烟火。她也不想和人家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祝贺还是挽留。那时她母亲还活着，但已经有病了，她经常躺在静静的夜色中回想白天看到的景象，那些走出她视线的人就变成夏日午后悬浮在地皮上的热浪了，气息逼人，人形却模糊，她亲眼所见已经装好的车转动着马达停在村下面的公路上，邻居家屋门被关上，“咔”一声把锁锁上了，然后是第二个屋门，“吱”一声，这次还算利索，接下来却不是脆脆的“咔”声，她听到男主人在用拳头砸向门锁的声音，那个锁子与门上的钌铞或搭扣比起来显得很小，它的身体被抬起来，屁股朝上，男主人用拳头砸它，“嗵”的一声，男主人狠狠骂了一声“他妈的”，拳头砸到门上的锁鼻上了，但锁子还是锁上了，因为它知道再锁不上接下来就得挨砖头。到了锁大门的时候，声音更重，两扇木头包过铁皮后本身就重，她听到那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很像抗爭，男主人在奇怪，每天至少要开关一次的大门今天为啥突然拉不动了，他想当然地以为是前一夜的雨使门变形了，而她看到的却是院门上扒满了他们的家人，父母亲，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亲，还有他那两个不到十岁就夭折的儿子，他们一层一层争先恐后地扒在上面，让大门动弹不得，这是最后的表达，男主人却终于发火了，他开始意识到这种怪异有可能另有深意，男主公在外搞装潢，多少见过点世面，在这个情况下他不仅要动怒，还得动手，加上年轻时他耍过社火，于是他原地腾空将脚踢了出去，同时对那扇大门喊，祖宗们，就饶了我吧，你以为我愿意？ 门被重重地撞到墙上，因为碰到坚硬的石头反弹回来，那些攀附在大门上的灵魂，像湿淋淋的死尸一样开始扑通扑通落地，另一扇门见状就不敢再坚持了，两扇门很快被关上。走了！走吧！都走吧！黑暗中她轻逸地自语，还把微笑带入梦乡，在梦里她庆幸自己没有成家，否则的话她也得像邻居们那样离开村庄。
当然这些是我作为作家的想象，因为长大后我再没见过一次香桃老师。
父亲压着火气给我们讲，是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乡里的工作人员接到县指挥部命令，要求必须确保人民的安全，乡里的工作人员开始给各个村打电话，轮到香桃时，电话只能直接打给她，因为那个村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在的那个村地势高，不存在山洪和泥石流之灾，但乡里担心她的房子。她的手机通着，却没有人接，一直，害得工作人员只好冒雨开车去看个究竟。到了之后，人家发现院门锁着，工作人员只好翻墙进院，院子里却满是一人高的蒿草，屋门也开着，可能是为了防止雨水倒灌，门口堆有没过门槛的炉渣和石灰，工作人员边打招呼边进屋，就发现香桃躺在炕上一动不动了，枕头边摆着好几本书，打开的那本是《傲慢与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