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想二零二零那一年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年轻时拥有过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它本来好好地播放着莫扎特的奏鸣曲，由于电路故障忽然走了调，发出令人惊愕的古怪声音，几秒钟之后就彻底哑掉了。后来我找人修好了它，再听到流畅的乐曲时，起初还有些不适应。
毫无疑问，在那一年整个世界的广播都跑了调，人们被各种数字和担忧包围，很多人的生命就此改变了。而我呢，我没有想到的是，爱情会伴随着瘟疫来到。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消失，我的雄心被现实的铁拳化为一地碎片的时候;在我像海水中被塑料网罩住的鱼，悲愤而无力地残喘着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我甚至怀疑，在那半年多，我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有时沮丧地想：那不过是同情，是过去共同回忆的纽带，或是我对生活的偷恋罢了。
但是，那一切已脱离我的头脑，在天空的高处，我不能企及的高处，化作云端的一双眼睛，时时无情地注视着我的衰败和我残存的灵魂。
我听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死去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二零二零的開始我在那边，她在这边。我绝望地摸索着，希望拉住一条绳索将我牵引回来。二零二零的结束，我暂时回到了人间，而她去了那边，那空洞、无情、永远的黑暗里。
好像她的爱将生命还给了我，而她如同海的女儿，在升起朝阳的早晨，消失在海洋和天空之间的泡沫中。
如今的我，拖着病残的身体度过了这一切。我该为此庆幸吧。二零二五年的这个春天，瘟疫从人间隐退了。樱花以明媚的姿态蔓延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春夜依然带着一种神秘的蛊惑，同时让人怀旧……而我唯一确信的是，我再也无法回到那一年了。
在办公桌前，我一坐就是一下午，如果没有会议，连厕所都很少去。当我穿过蜂巢一般的格子间，多半会遇上花枝招展、身材丰满的东南亚裔女秘书（她总是冲着我笑，有时还眨眼，可能她对我有意思）。有时我看见高壮的大老板在角落的落地窗前打电话，一个嘴唇肥厚的印度同事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人聊天。我上厕所回来了，他还在挥动着手臂，说某项目承包商索费超值十几万块，或者某变压器安装中出了什么问题。我对他的敬业有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半低着头匆匆而过，表示不期待任何过道里的招呼。通常我会很快回到我的地盘，桌上堆积着各种文件夹、铺开的图纸、笔记本、打印出的Email、一些散乱的笔……我坐下来之后，努力集中精力，将嗡嗡嘤嘤的谈话声封锁在外，去看我要回复的那一个Email，或是下个会议要阅读的文件。
有时我会眺望远方，休息一下酸痛的双眼和因思索繁杂任务而筋疲力尽的头脑。落地窗外远远看见飞沙河上的白色大桥，在阳光充沛的午后，低陆平原上常常浮起一层稀薄的雾气，也许和水汽或是造纸厂排出的废气有关，以致我不能清楚地看到飞沙河在新西敏市附近的那一段，却能看到西面更远处的一片乔治亚海峡，甚至隔海的温哥华岛的稀薄剪影。当天气过于晴朗的时候，整个低陆平原仿佛一块散发着热气、有金属质感的刻版画，让人很难相信自己正在这幅画里生存。
我听见脚步声，赶紧扭过身体，重新面对电脑。余光所及，一个半秃的脑袋一点点朝我这里移近，果然我的老板走到桌前。他是个技工出身的白人，长着死板的淡蓝双眼和长脖子，超过一米九的高个子使所有的格子间隔板对他形同虚设。他走动的时候眼光并不扫视，但我们都明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员工们一览无余。
我微笑：“乔治。”乔治把一只手臂搭在隔板上方，点点头，正要说什么，又盯着我问：“你不戴眼镜了？”我心想，这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说：“我老花了……开会我还是戴眼镜，远的看不清楚。”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以为你做了激光矫正近视手术。”我笑说：“我老了，不值得做了。”他眨眨眼。我说：“你还年轻，不像我。”我在他面前老是不由自主多说几句话。
像通常一样，他在两三句寒暄之后言归正传：“杰森，水电公司变压器改造项目的施工程序——他们投诉，说你漏掉了关键的一步，没有考虑变压器三次绕组的连接如何躲过油水分离器，还有控制电缆的施工路线……”我站起身，尽量按压住内心的烦躁：“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很多遍了。我们当然考虑过，采用了与常规不同的步骤。这些人一直没搞明白。有那么难懂吗，我怀疑……”乔治伸出瘦长的手指，抵着太阳穴那边，说：“他们投诉到我这里。施工正在进行，必须停下来。你说该怎么办。”我心中一震，嗓子忽然沙哑了。我说：“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就算有问题，应该先和我商量啊。”乔治干笑了一声：“你是项目工程师，赶快给承包商打电话去了解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来告诉我，好吧。”我点头。他正要走，又回过头来说：“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有几个人比较顽固……我下午约了医生，你打我手机吧。”
我给承包商、业主都打了电话。果然事情没有那么糟，施工暂停了，但不是因为三次绕组的连接有什么问题，而是承包商认为合同上所提供的图纸不全，这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我让手下的工程师赶紧去找图纸发过去。做完这些事，我发现窗外的低陆平原沉浸在更加氤氲模糊的阳光之下，已经下午一点了。我从厨房冰箱里拿出带来的剩饭菜，微波炉转两分半钟，回到桌前赶紧要吃完。下午还有会。
在玻璃饭盒的一个角触到桌子的一刹那，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垮掉了。我感觉到沉重的饭盒从我手中滑落，跌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担心饭菜都撒出来了，同时感到身体软下来，像一根面条那样倒下去，不由自主地抽动着。有一种令我心慌意乱的眩晕涌上来。啊，我来不及想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已经陷入半昏迷当中。……我平躺着，双手放在体侧，正在进入一个圆形的隧道。有人在跟我说话，说的是英文……杰森，请你深呼吸，听我的口令，吸气，呼气……
我并不知道我是否遵守了那些要求，我觉得集中精力呼吸有些困难，我的思绪很快逃逸……我看到了母亲，她系着围裙，手臂上戴着深蓝套袖，将揉好的面团在案板上摆好，一只手揭开灶上的锅盖，蒸汽腾地冒出来。她小心翼翼去捏馒头，手指烫得缩回来，在围裙上蹭一蹭，再试，最终将一个散发着热气的暄软馒头扔在案板上。我紧紧盯着那个白馒头，母亲摸摸我的头，说，还烫，健健，等一下。
我意识到，我的手指捏着医院的罩袍。那不是我的衣服，也不是健健的衣服，更不是母亲的围裙。
再次清醒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病床周围拉着布帘。布帘底下，我看见护士穿着轻便鞋的脚走过去，走到我右边的病床，轻声跟那人说话。蓝色布帘上方是天花板，那里有一个大通风口。我的床边有一些仪器，其中一个连接着细管，扎在我的右手臂，无色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从吊着的袋子中滴下来，可能是生理盐水。我试了一下，想坐起来，却发现双臂无力，浑身虚弱，我又躺倒在枕头上。
护士停在我这里，拉开布帘走进来，又回身拉上帘子，走到仪表盘边按来按去，她的身体带来一种淡淡的温热。
我问：“哎，我是怎么回事？”她这才看我，说：“你醒了，一会儿医生会过来。”她又检查我手臂上的针，让我把拳头握紧，再伸展开。我没法做到，马上紧张起来。我问她：“我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她把双手插在护士服的口袋里，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别着急，医生不久就过来了。”我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她长着华人面孔，英语也有口音。不过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她是谁。在加拿大这些年，我见过那么多华人……我停顿了一下，问：“多久，要等多久？”“很快了，大概……”她看看腕上的运动表环，“ 半小时以后他应该会来。”
我问现在是什么时候，她说快下午三点了，今天是星期四也就是一月二十三号。我想起来，在办公室是昨天，难道我整整昏迷了一天？我又问我的手机在哪里，她拿来床下的一个背包。我打开手机，没有谁专门找过我。这两天朋友圈都在转发国内的疫情。这是怎么回事？一种比SARS还凶恶的病毒开始蔓延……我恍惚记得我认识什么人在武汉，但是却想不起来是谁。我的头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越来越沮丧。这时护士指给我看床邊扶手上的按钮，说：“杰森，我叫琳达，这里有一个按钮，如果需要什么你按这个叫我。”我又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谁送我过来的？”说话时我感觉舌头有点硬。琳达一面继续检查着仪表，一面耐心地说：“救护车送你过来的，你晕倒了。现在你在医院里，别想太多了。如果你想喝水或者果汁，我给你倒点来。”我请她打开床周围的布帘，光线从房间的两侧透过来。是下午吗，可我觉得像早晨。这时我看到她右脸颊，靠颧骨下面有一片淡黄的斑痕，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她四十出头的样子，头发茂密，扎了一条很粗的马尾辫。身穿淡蓝的护士服，看起来苗条、麻利。我想我确实认识她。
晚餐前我的主治医生来了，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白人，说话瓮声瓮气。他的姓我没听明白，只听到他名叫鲍勃。鲍勃跟我握了手，坐下来，先问我有没有亲人。我说只有自己，还干笑了一下。——那么你的医疗保险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移民二十年了。他好脾气地点头，说：“很好，很好。” 我越来越紧张，但我不敢问，只是等待着。鲍勃医生手中拿着一张表格，一面记录，一面问我平时吸烟不吸烟，有没有咳血、胸痛、胸闷？是不是头一次晕倒？家人有没有癌症患者？我的心缩成一团。我飞快地说，我母亲十几年前患血液病去世了。他都记下来，清了清喉咙，最后说根据验血、CT的结果，初步诊断我患了一种肺部疾病（那是一个很长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需要尽快手术。
鲍勃医生慈祥地凝视我片刻，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后就走了。琳达给我倒了杯水。我想问她我该怎么上厕所，但我却说：“你说中文吗？”“说啊。”她扭过身，直接用中文回答我。我问她我到底是什么病，医生说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她睁圆眼睛，告诉我，下次如果不懂要当场问，医生会解释清楚。然后她问：“你家人呢，没有通知他们吗？”我说我在本地没有亲人，只有几个朋友。她把双手插在衣袋里，好像一个医生那样，郑重地说我得的是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种。
我不太明白肺腺是什么东西，但我听到了癌症。这很可怕。我说我不抽烟，怎么会得这个病？我没咳嗽、咳血，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是癌症？过了一会她说：“你有问题可以问医生，他会回答你。”我愤怒难耐：“在你们眼里，病人问的都是废话！”中文似乎带给我一种权利和勇气。这时隔壁病床的家属来了，杂沓的脚步声中，一些人拥进房间，香水味也漫进来。一些问候声、叹息声、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的声音、女人低叫名字的声音，甚至听得见他们亲吻的声音。琳达把我的布帘拉上，问：“你在国内还有家人吧？”我盯着天花板，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她天真地说：“你不用微信啊。”我把眼光移下来，狠狠地瞪她。她的脸色变了，有些羞恼，马上走出房间去。我又急又气，在她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她是谁了。很像，但会不会，她只是长得和她像……还有，那块斑是怎么回事？
我忽然很激动，想立刻跟她道歉，但再进来的是一个白人护士，非常年轻，有着金灿灿的细软头发和一张和善的圆脸。她始终微笑着，一点也没有琳达脸上的那种亚洲人常有的疲惫。她问我是否要拔掉尿管，我说可以了。在她摆弄着拔管的时候我忽然幻想她是琳达，我暗自害臊。后来我发现自己还能站起来，我请这位叫艾达的白人护士扶我到厕所里去，憋了许久的尿终于撒空了。
我几乎一夜没睡。半梦半醒中我回到了西安，见到了张丽亚和婧婧。我完全清醒以后想到，婧婧今年十七岁了，就快参加高考了。张丽亚偶尔会给我发几张婧婧的照片，但我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们了。五年前她说过，不希望我打扰她和孩子，那时她即将组建新的家庭。前年她曾说想让女儿来加拿大读书，但后来她又不提这事了。
第二天早晨，鲍勃医生又来了，琳达站在他身旁。可能她告诉了医生，他们要她做翻译。我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我得了晚期肺腺癌，已经脑转移，晕倒是因为肿块压迫到脑组织。我说这不可能，我星期三还在上班。我每天慢跑，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一向很健康。“我们也见过这种例子，就是没有前期的病症，忽然发现的时候，病人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很不幸，你可能是这种状况。不过，手术后我们还会进行活检，到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鲍勃平静地说着这一切。我盯着他看，医生真是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就这样将残酷的死刑判决宣布给病人，因为我们只是病人。
我不知道如何消化这些名词、消息，这些有关我的身体的事，仿佛我的头脑是一个旁观者，我的身体发生了神秘、可怕的变化，但我的头脑不被告知，而是必须通过其他的什么，比如一台机器、一些数据、一个医生，我的头脑才能获得知情权，得知这身体已然朽坏。我唯一的权利只是恐惧，对这具肉体失控的恐惧。
医生走了之后，乔治和他的老板来看我。我们聊了聊怎么安排项目和工期。他们走后我给纪虹发了一条消息，告诉她我在医院里。过了一会儿她回复，问我怎么了。我轻描淡写说生病了，要住院一段时间。她说她要来看看我，我说不必了。我害怕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
那天深夜我胸口剧痛，头脑好像要爆裂了。我按铃叫护士，琳达进来了，她给我一种强力止痛剂。我吃下药，仍旧睡不着。我把床头灯打开，听见隔壁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我沙哑地说：“我快死了。”琳达好像叹了口气。灯光洒下来，使她的整个脸都沉浸在暗影里，而头顶的发丝熠熠闪亮。我也叹气，但是没有声音。“要是这样的话，我想回去死，回我家里去。”
“你住在哪儿？”她问。
“本那比北边。”我说。
“我是不是认识你？”在她就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微弱地问。有可能我认错了，她该不会认为我唐突吧，再怎么说，她是我在这病房里唯一见到的中国人，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而不是本地长大、英语流利的那些人。她好像很惊异，使我以为真认错了。但显然她有些兴趣。她走到我床边，问：“真的吗，你认识我？”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一种不安的期待，我努力抬眼看她，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会是她吗？在这种时候，我见到了她，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而且我快死了……这一切多么混乱？
她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既认真又有些紧张似的。她端详了一会儿，问：“你从哪儿来？”我说：“西安。”还没等我说完，她站起身来说：“有这么巧的事儿，你是……”我说：“周健，你……是不是赵欣然？” 她長出了一口气，似乎感到不安，又似乎仅仅是感慨。她说：“我是赵欣然，我记不得你了，你……我想想，你是不是也是陕西歌舞剧院的？”我打断她：“我是郝伟的朋友。”她明显变冷淡了。我以为她不记得我，或者不愿意与我相识，这实在是很尴尬。她平平淡淡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们老在一起踢球，一个球队的。”这时她抬眼看我。她始终微微侧着脸，好像不愿意我看到她的右脸颊。
“世界真小啊……”她轻轻说着。这时我听到隔壁病床上的印度裔老人下了床，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去卫生间。“太晚了，你睡吧。我也该换班了。”她突然说，表情严肃起来。然后她检查了各项指标，又检查了印度老人的，就走了。
那天晚上正是除夕夜。这新来的一年是鼠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本来我会去朋友家里庆祝，纪虹应该也会去。这几年除夕我都是这么度过的：在朋友家大吃一顿，吹吹牛。他们有老婆有孩子，适合农历年这种节日，也喜欢招朋唤友。既然盛情难却，我也就去凑个热闹。我想起纪虹说她明天会和几个朋友一起过来。
夜深了，我仍然无法入睡。我明白必须休息才能有足够的体力应付手术，或是放疗。想到未知的这一切我既焦急又难过。赵欣然，这次相遇又意味着什么？过去这些年，我已渐渐淡忘她了。她的变化如此之大，我最初竟没有认出她来。可是我仔细琢磨她说话的神情、语气，还是很熟悉……噢，我的头脑无法停止地编织着过去和现在，织成了一个巢穴。那巢穴躺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仍旧无法呼吸，痛入骨髓。
当我终于睡着的时候，我回到了大学的操场，我和郝伟在踢球。我还见到母亲，我跟她吵架，她把我最喜欢的自行车送给了一个什么亲戚的小孩。在西安的街头我见到了婧婧，她真的长大了，染了头发，背着双肩背包。我想要告诉她我是她父亲，可她不理睬我，头也不回。我追着追着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她不见了，我哭了。
我醒来，发现我在病床上，周围是一圈布帘。房间暗沉沉的，有一些古怪的动静。那是什么？我明白我快要死了……就是那样，离死亡越来越近的隐秘的不安，有一些阴暗、邪恶的东西在靠近我。
隔壁床上传来一阵咳嗽，似乎他已尽量压低了声音。等他终于停下来，我松了一口气。“对不起。”我听到那个印度老人干瘪的声音。
他在对我说话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你逃不了的，是吧？”我想他是不是在说梦话，不由自主屏住呼吸。“你还年轻，不过，谁都没法子，只能接受。”我问：“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努力回想他的样子，秃顶，瘦高个，皮肤松垮，双眼凸出。那声音变得有些急躁，伴随着又一阵咳嗽：“当然，我听到你哭了。我也听到他们昨天对你讲的话。”我慢慢放松下来，听他继续说：“我七十多了，我也害怕，非常害怕，我和你一样，晚期……你有孩子吗？”我告诉他我有，但好几年没见到她了。刚才我梦见她不认我。
印度老人突然嘎嘎笑了，我有些生气。“我有很多孩子，可我知道，他们对我死不死都无所谓。”他继续说道，“这么多年我明白了，你只是一个人，无论周围有多少人，几个老婆，几个孩子，你只是自己一个。神明在前面，但你看不见他。没有仁慈，直到最后一天，你什么都不是。我越来越明白了，但是，也许已经晚了。”他絮絮叨叨地说下去，说他来加拿大四十年，从做工地小工到开自己的建筑公司，见过温哥华那些安静的日子，和世博会、冬奥会后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涌来的日子。他含混而干瘪的卷舌音回荡在寂静的黎明时分，我听得困了，看见天花板上的通风口渐渐显出了边界，蓝色围帘上的皱褶越来越清楚。接下来的一天怎么过？
纪虹来的时候跟在李宇博几个人后面，矜持地捧着一个花篮。她妆容精致，染成黄褐色的及肩长发，身穿明媚的湖蓝色大衣，挎着名牌包包。李宇博摇头晃脑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昨天爬梯就差你了。老苏说，最近人人都在说国内的疫情，各种说法都有……他们没有说起我的病，好像我明天就会回家，或者会永远在这里待下去。我看着他们，嘴唇发苦。为什么是我？这些人当中，为什么上天选中了我？我也是普通的肉身，凡俗之人，却是个最倒霉的家伙。我偷眼看纪虹，她有点忧愁又有点遥远地看着我。我的心往下沉。上次和纪虹见面是一周之前，我们去旋转餐厅吃饭，要了一瓶勃艮第的白葡萄酒。我有些心疼，但必须要配合她的品位。那天晚上她开玩笑说要搬过来住，我有点蒙，居然没有接话。
第二天一早，鲍勃医生和琳达来了。他说肺部肿瘤要做手术割除，越快越好。脑部的扩散手术后采用全脑放疗。同时他们会进行基因突变检测，看是否有靶向治疗的可能。我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略带尴尬地微笑着，没有回答。后来我问琳达，她把双手放进口袋里，又拿出来，眼光一直不看我。“给我个日子，我也好过啊。”我头晕脑涨地说，“三个月，半年？早知道早预备后事，活着也是受罪。”她的样子极不自在，我担心她马上要走了，想调节一下气氛，于是换了口气说：“真没想到……你知道吗，那时我们都叫你赵飞燕。”她刚要笑，脸色却转为绯红，显出一层薄薄的愠怒。这愠怒使她不知所措，像要突然流出泪来了。我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强烈——她已然不是当年那个甜美、乖巧的女子了。她定了定神，自嘲地咧嘴笑说：“你能认出我，也真不容易。”我想着要不要道歉，但我说那句话不过是为了恭维她而已。
“今天是大年初二。”她说着给我量过血压，又量体温。体温计插在我嘴里，我发出一些咕隆咕隆的声音。完后我说：“运气不好啊！”她的手指偶尔触摸到我，冰凉的。我问她哪一年来的，她说十年前来。住在哪里？温东。孩子上中学了？没有，没有孩子。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中闪过一道灰色。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在大学时代，她是众人心目中的贤妻良母。她给郝伟买衬衣买袜子，为他洗脏衣服，从家里带自制辣酱给他吃。我们很不忿，她为什么对郝伟那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