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刚之气”，是生活经历的不自觉流露

吴佳燕（以下简称“吴”）：王手老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您聊聊。我这次集中读了您的中短篇小说，读着读着常常会忍俊不禁。您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的熟稔了解，那种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潜藏的幽默、机锋与人性的微妙之处，让人会心一笑又有所击中。我想您的小说应该是追求通俗好看的，真正地面向大众深入生活，有某种“平民文学”的意味。“好看”也越来越成为当下写作的某种趋势：既要考虑到外部读屏时代阅读的耐心，更来自纯文学圈子内部的突围冲动。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好看”的？

王手（以下简称“王”）：谢谢佳燕，这么短的时间里阅读我这么多小说是很辛苦的，也感谢《长江文艺》给我这样一次对话的机会。我想，每一个作者都是乐意做对话的，因为对话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而作者也可以借助于对话传递一些小说里不能完成的意味。我1973年初中毕业即走上了社会，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混了十年，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十年，人们马上会想，这十年里你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之后我又在一个相对正规的厂里待了十年，这十年我也是自由散漫的，有时候在三班倒地上班，有时候去一个杂志社里打杂，有时候也没有负担地跑跑社会。后来，在我快到四十岁时去了文联，才算真正地安下心来。前面的二十年，我等于就是在社会的底层，这种情况下，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怎样和人接触，怎样保护自己，怎样让自己生存得活泛一点。也因此，底层的人等、生活、艰辛、快活，我是很熟悉的。如果说我的小说写得平实通俗，我想这可能和我的先天“基因”有关，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写出深奥冷僻的小说来。“

平民文学”不可怕，平民文学应该也算是一种品质，但平民文学一定要鲜活，要有血有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说不是学说，它是以故事为基础，既然是写故事，那就一定要寫得好看，这应该也是每个作者的追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小说好读，好读和好看还是有区别的：好读一般是指读得顺畅，读得舒服，不涩口，没有疙里疙瘩;好看就不一样，好看就是看热闹，看稀奇，看西洋景，那是有内容指向的。多年前，有一次和何平老师聊天，他也说到我小说的特点，我记得他当时还说了一个词，说你的小说里有另类的生活。另类就是不一样呗，我暗暗高兴。

吴：关于写作的地域性，对于您而言其实就指温州。我觉得温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但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当代作家。您说“写小说靠的就是生活”，您的创作一方面与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其他温州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您是讲究某种“文武之道”的。听说您个人非常热爱运动，您的小说无论题材还是写法也都具有某种阳刚之气，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您写温州人的各种工厂生活和做生意的经历，还涉及生活与运动、文学与体育等方面，这在相对自我或阴柔的文学氛围中简直是一股清流，也与当下普遍的宅生存、宅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还让我想到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一个目光深邃、身体硬朗的健美男子图片，忍不住想问是不是带有某种自况的意思？可否谈谈温州对您写作上的滋养？

王：温州有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小、方便、自由度高、没那么多规章，很适合我这样的人生活。温州人有一种散淡、无所谓的秉性，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比如排队，他不会老实地走在队伍里，而是在边上跟着队伍走，要是有人以为这位置是空的，想占据它，他会说，这是我的，我早就在这里了。我也喜欢这样，或者说我也正式不到哪里去。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局限于做一件事，千方百计地想再做一件事。我在温州就做过很多事，我可以有固定的工作，但我不安于现状，东做西做，乐此不疲。有一次在温州大学和喜欢写作的同学们交流，我说的题目是：人人都可以写小说，但前提是你要有生活，要有见识，要有阅历。我列举了我像他们这个年龄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打群架、调解纠纷、管理一个工厂、上街看武斗枪战、去海上买走私货、到上海贩紧俏物品等等。我发现同学们的眼里一片茫然，他们不知我所云，他们太顺境了，太平淡了，太幸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里多少有那么点社会习气、有那么点江湖意味的原因。温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个，好友东君在一次对话里讲了很多，也讲得很好。温州也有许多不错的小说家，我有幸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有的有很大的阅读量，有的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两项我都比较弱，比不上。不适合我读的书我不会去硬读，没有生活的想象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只写我熟悉的，我经历过的，或者我知道的而且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样才不至于迷失逻辑，才不会太离谱。我听说有评论家议论，说我的小说看不出学过什么，看不出什么出处，我觉得这就对了，这样挺好。至于你说的“文武之道”“阳刚之气”，我想，这也许是有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吧。我原来用QQ时，“头像”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头人，我的签名是“我是温州的土著”，这是想亮明我的出身。现在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外国的健美老头，肌肉不大，但线条很好，这是我心向往之的，但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吴：小说创作中方言的运用既可以增加小说的特色，又要注意不影响阅读，如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流》都用到很多本土方言。您在小说中用到的温州方言并不多，但是一些方言俚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让不懂温州话的读者也能大致揣摩出它的意思，如“老司”是“老师傅”的意思，“浙江省”被化用成了“浙江最省”，还有“塌了神气”“像虱子烫了一样舒服”“叫我吃我也不敢夹”等等，而“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直接被您用作小说的题目。这些方言口语带有浓烈的大众生活气息，生动传神而接地气，不经意间形成了您小说的某种叙述风格，又通俗又有趣又形象，以至于东君说您写完一篇小说都要用温州方言念一遍。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小说创作中方言的选择和运用的？

王：一般来讲，我在短篇里尝试运用方言会相对多一些，像金宇澄老师的长篇《繁花》，方言运用得这么彻底，这么成功，且被人津津乐道是不多见的。不过，上海的方言基本上還算好懂的，它的腔调很有特色。林白老师的《北流》我还没有读到，不好意思。温州的方言是极其难懂的，也是极难呈现的，它虽然生发在浙江，又和福建比邻，却和他们完全不搭界，自成一体。文学前辈林斤澜先生是温州市区人，他一直致力于在小说里运用温州方言，但也仅仅是一些词语的运用，叙述和对话呈现温州味道的也很少，而效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怪味”“生涩”。作为一种文本研究，他的小说在这方面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因为出身在温州的大杂院，青年时期又长期在底层劳作生活，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平民语言、民间语言，这也是我在温州的标识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地方上的会议，不讲温州话几乎不会发言。现在我在地方上做一些分享会什么的，经常也是“温普”和“温方”交替使用。我发现，出彩的地方、引来大家会心一笑的地方，往往是温州话里的形象比喻。但我没有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我怕外地的读者不接受我，只是偶尔用一下一些意义可以共通的俚语;而在叙述和对话上，我常常运用的也是温州民间的讲话习惯、民间句式以及一些底层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