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被辞退以后，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阵，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我找来以前的旧手机，把通讯录从A翻到Z，挨个打过去。除了几个令我犹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数寒暄。“你好，打扰了，我是xxx，还记得吗？”“是我是我，你在家吗？有空出来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约出来吃饭。有时我请客，更多的是对方请。
提到霍明的时候，我正坐在两个老同学的对面，往碗里的鱼头上弹烟灰。我们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这顿饭吃吃停停，已经一个多小时。我们把各自的工作与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对结婚的恐惧，已经聊了个遍，烟也吸了一包半。本来还有个做销售员的同学坐我旁边，总想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关于国际形势的话题，也被我们掐灭，终于在两分钟前接起一个电话，向我们道歉后，没有结账就起身离开了。
“没意思啊，“坐在里侧做工程的同学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外侧的律师助理对着手机屏幕傻笑，没回应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镜，望向我。他戴着远视眼镜，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的眼球像是挤在玻璃瓶子里的香槟，即将从镜框里喷射出来。
他说：“我记得你以前和霍明的关系也挺好吧。”
我说，“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两声，牙齿白得不像是抽烟喝酒的人，“他在我这背过几万块钱的债，我还是上门找了他爸，才把这笔钱给要回来的。”
律师助理抬头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说：“你懂什么，你跟他又不熟。对吧。”
他又转向我说。“你应该见识过吧，他花起钱来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没辙才找的他爸。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来？”
我们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霍明坐进律师助理的车时，底座嘎吱一响，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艇。上初中时，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个还没长开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课本垒成的城堡后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题的时候，我会隔着衣服，把手指塞进他肚子的褶皱里，上下三层，起伏如平稳的海浪，手指在里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场梦里。如今，褶皱被更多的肉填满，连成一个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过去，他已经彻底长开，身型壮硕，吹过的风沙也印入到皮肤里。只有手丝毫没变。中学时代，班上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捏过霍明的手。他的指节修长，手掌柔软，夹起烟来有一股怪异的阴柔感，让人联想起太宰治小说里的人物。以前我總对他说，你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你应该去学钢琴。但他并不懂音乐，甚至连撒尿时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见到我，就用胳膊夹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拳，“多少年没回来了，啊？连个音讯也没有。”我把手撑在肮脏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意识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转过头去，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四处兜风，开无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闹之中，绕开了许多本该去谈论的话题。临近午夜时，做工程的把我们挨个送回去，互相承诺有空常联系，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多找找他们。我允诺后，很自然地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门口的早餐店排队买热干面的时候，霍明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再见一面。他的声音里有一层低沉的水雾，不像昨晚四个人一起谈天时那么兴致勃勃。
我太熟悉他声音里的那层水雾。许多年前，当他刚从浴缸里爬出来，披着浴袍，光着脚，嘴里叼一支烟，在他空旷的家里寻找一个打火机时候，就会用那种带着雾气的嗓音跟我说话。“你莫光站着，快来帮我找。”他嘴里与皮肤上的水汽会慢慢浸进那支烟里，让它变得疲软下去，逐渐透明。
那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但并不同班。所谓半封闭式的意思，就是能办下走读证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学校大门，其他人则只要靠近校门二十米内，就会被门卫警告或驱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拿到过那张神秘的走读证。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另一种解读方式，更能体现出半封闭式的含义：学校的围墙上有两处近似缺口的地方，一处在南端，宿舍楼附近，墙顶的玻璃渣被人用石头细细磨平了，被我们称作南门;一处在北端，大门附近，铁栏杆顶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弯，被我们称作北门。南端的那个靠近网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从这儿走;北端的那个靠近餐馆，逃课或加餐的人从那儿出。
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师或门卫经过这里，也会扭过头假装没有看见。反正大门是不许走的，交了学费又不想学习的混子们，想要出去玩，就得各凭本事。于是，在我们学校，读书和翻墙，总得会一样才行。而且，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学不会翻墙的软蛋，或者没胆子逃课的■，才会认命地弯下腰好好读书，去谋求那条更艰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会翻墙的人。不光会翻墙，而且是身手矫健的佼佼者，所以我们连南门北门都不屑于走，专门找教学楼附近，透过教室窗户就能看见的墙。助跑几步，沉住下盘，心里想着一个讨厌的人，对着墙壁飞蹬一脚，手臂轻飘飘地搭上墙沿。再往侧边伸出条腿，身子就能甩到墙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环节，需要我在后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几乎每次逃课都会叫上我。
黄金时间是在下午第一节课后。再早出去的时间太长，比较危险，再晚出去的时间太短，这风险就冒得毫无意义。出了学校，直奔他家，一两公里的距离。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个公子哥脾气，骂我抠门，非要打车。付账的时候又总在裤兜里摸来摸去，假装没看见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神。最后我给了钱，埋怨他两句，他再骂一次我抠门，“裤兜太深，多摸几下不就有了。上去请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他的姥姥庇护我们，答应替我们保守逃学的秘密。他家是个双层结构，我们在旋转楼梯上的房间里打游戏，每隔一会儿，姥姥就会把他叫到楼下，交给他点儿什么。两杯水，或是刚刚洗好的水果。她腿脚不便，无法弯曲得太多，走不了家里那个狭窄陡峭的楼梯。
楼上的房间对姥姥来说，是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她只能永远地待在楼下，在大厅、厨房和她那间永远拉上窗帘的暗沉房间里来回走动，脚步碎得像在发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起身把放在桌头的果盘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皺抖平，唤几声霍明，通常十次会有三次得到回应。
相反的，我会尽量减少在他家的一楼逗留。进门和姥姥打招呼后，我就溜到二楼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楼吃饭。
我讨厌一楼的那片空间。摆在电视墙旁的柜式钟摆，像一柄沉闷的大锤，每秒敲击一次，声音大得吓人，把整个屋子笼罩其中。只要待在那里，就无法不意识到，时间是一个多么坚硬而危险的东西，它扣击在四周的墙壁上，仿佛死神的指关节。即使窝在二楼的房间里，把游戏声开到很大，依然能听到余音穿门而来。我问过霍明，为什么不把那个蠢钟给扔了，这不利于健康。他告诉我说，习惯了。
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还有另一个不喜欢下楼的理由。我有点害怕他姥姥。
其实我也无法说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觉。与对蛇、对山谷、对噩梦的那种恐惧当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一旦进入视线，随即就会钻入脑中，需要用力才能甩开的不适感。
面对他姥姥时的恐惧，就像正对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镜子，让我局促不安，无所适从。面对它时，我无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应该摆出哪种姿态才好。因此，每次进霍明的家门之前，我都要在门口的防滑垫上多蹬几下鞋底，进门以后赶紧弯腰脱鞋，开始对鞋尖有没有对齐、摆放是否工整产生莫大的兴趣。
“来啦，哎呀，真懂礼貌。”他姥姥这么说道。我哈着腰叫一声姥姥好，转而捋起袜子上的褶皱来。
“我们要可乐，冰的。”霍明说。
等他姥姥用颤抖的手把霍明的两条胳膊从上到下捏一遍后，她会转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们上楼，打开电脑，把书包放到飘窗上，霍明会在他姥姥的吆喝声里下去拿水。
其实，我常会偷偷地观察他姥姥。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见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点，仿佛正在一点点缩回孩童的状态。
她患着一种奇怪的病，会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说起话来，语调会被头部摆得乱飞起来，有时一个音尚未吐完，又被舌头甩回了口腔里，听起来含混不清。手和腿脚也时刻颤动着，仿佛总有一股冷风缠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战。我第一次来时，就想问霍明怎么回事，但他并无向我解释点什么的意思，我也就没有问出口了。
他姥姥使我想起我的姥姥。但我其实没有姥姥。这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妈妈说，在她17岁那年，她和她当时的小男朋友在课间的楼道阴影里接吻，相互抚摸，被准备回办公室拿书的老师撞个正着。在那个年代，过早萌生的情欲是一头可怕的怪兽，足以吞没一个人的命运。妈妈被开除了。每当谈论起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书包离开校园的那个时刻。她说，那天姥爷穿着沾满深色油渍的工作服来领她回家的，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厂里报到吧。”
姥姥则表现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妈妈争吵，用最刺耳的话咒骂她。后来的许多天里，整个屋子都成了她们的战场。不到一年的时间，姥姥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时，工厂即将倒闭，妈妈刚刚成年。
尽管我们都说，和她没有关系，但妈妈总觉得，癌细胞就是在她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凭空出现的，并在那些让人绝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养。
我没有见过我的姥姥，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听过妈妈的讲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象姥姥的模样。我猜想，她应该很瘦，但整个身子往里扣着，显得很沉重，乳房无力地吊着，像两个没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应该是充满愤怒的，但最终还是被生活搅拌成了绝望。
后来，我不再想象了。见到霍明的姥姥后，我又开始想了。但霍明的姥姥显然和我姥姥——或者说我想象中的姥姥——不太一样。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阴影。
有一次我问霍明，姥姥叫什么名字，他那会儿正夹着一支烟，头从打开的窗户缝里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说：“你这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啊。”
我说：“你不晓得你姥姥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哪晓得，我爸叫她妈妈，我叫她姥姥，买菜的叫她吴婆婆。我没事叫她名字干什么。”
他在窗沿上摁灭了烟头，顺手朝外一甩，按下开机键，问我：“你今天要玩哪个英雄？”
我们在二楼房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但那里只有一台电脑，我们只能换着玩儿，一人来一局。大部分时候，他都会赖皮，趁着那局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去他书房的抽屉里找一支烟抽，是从他爸爸那里翻出来的黄鹤楼1916。或是叫我下楼帮他拿一点吃的，趁此机会偷偷再开一局。
晚饭之前，霍明会在二楼的浴室洗个澡。他一天要洗两次澡。听到水声响起来，他姥姥便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一般只做我们三个人的饭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丰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来，我便默契地不会留宿。晚饭后，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学校，从墙外面翻回宿舍里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默认的规矩。我们遵守这个没有理由的规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这种规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无效了。
这本是一个无所谓的规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许多时候，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想起那天的事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学校的惯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一节是没课的，专门用来大扫除。那是周围网吧最紧俏的一段时间，第二节的下课铃一响，南北门前排满了人，有感觉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胆子会去试一试往学校的后门冲，盼着趁门卫给住在学校的老师家属开门时一起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