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干”之前，小北在武汉做过将近三年的销售工作，其间换了六家公司。这份工作还算自由，一切凭业绩说话。但2020年初到来的新冠疫情，一度阻断了她的就业路径，连续几个月收入归零。最终，她决定摆脱固定的公司组织，开始自由职业生涯。

“打打电话就有收入进账。”小北现在做的是电商推广，她依托返利平台，把合作商家的产品优惠信息发在各种網络社群中，只要有人下单，她就能抽取5%-20%不等的服务费。

对于小北来说，这份工作吸引她的，除了不用到公司“打卡”，没有老板吩咐她“干这干那”，更重要的是收入可观。但因为没有与任何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她也同时没有职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在学界的研究中，像小北这样“非全日制”“阶段性”“去雇主化”的劳动者被称之为灵活就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独立设计师、网络主播等自由职业者也都属于其中。虽然未必符合大众“求稳”的传统心态，却是年轻一代就业观念变化的真实写照。他们希望拥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赚取收入。

“越来越多劳工正在摆脱企业里的全职工作，将目光投向零工经济。” 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Diane Mulcahy）在2016年底出版的《零工经济来了》一书中预测，未来十年内，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将超过全职雇员。

她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2022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其中从事网络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较2020年增加近三倍。这意味着，若不考虑隐形失业者，以中国将近9亿劳动人口来看，每五个劳动者中，至少就有一个属于“灵活就业”。

和传统制造业的“打零工”不同，在零工经济时代，一部手机就能线上签约和交付工作，近年来催生出了数量庞大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提供业务分包、收入结算、税收管理等综合服务的第三方灵活用工平台也应运而生。

然而，在为个体拓宽就业渠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同时，灵活就业也给传统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2021年引发关注的外卖骑手自焚事件，已经暴露出灵活就业者社保缺失、劳动权益难以保证、收入不稳定等问题。

《财经》记者曾在北京一个网红旅游景点看到，多位视频主播的摄像机取代了旅行团导游的扩音器，成为景点内最吸睛的风景线。在初春的寒风中，这些主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且部分直播间粉丝量、打赏寥寥。这或许可以从侧面看出，许多灵活就业者的现状并非看起来那般潇洒。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我们要逐步完善政策，给这些‘骑手们’系上‘安全带’，让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急，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这是李克强第三年在总理记者会上提及“灵活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从劳动力供给端来看，就业市场仍然承压。据教育部预计，2022届中国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将高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除了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国需要稳定就业的还有将近3亿农民工。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除了劳动者的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兴起，背后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弹性用工的需求。可以预见的是，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灵活就业的群体可能继续扩大。

但是，与灵活就业相匹配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准备好了吗？

主动“打零工” 

“我是做推广的，需要引流吗？”电话接通了，小北娴熟地推介起自己的业务，听筒的另一端，是电商平台上的商家。虽然素未谋面，对方却从未过问她来自哪个公司，“大家更关心你有什么渠道，能不能帮忙把货卖得更多。”凭借在网络上建立起的信任，她慢慢积累了自己的客户群，月入过万，毫不亚于之前全职上班时的工资。

小北是湖北人，2017年毕业于武汉一所高职院校，大学最后一年，一家供应链企业来学校招人，工作地点在武汉郊区的物流园内，经过简短面试后，物流管理专业的她，拎着大包小包就去报到了。说是顶岗实习，其实从工作强度和时长来说，她和正式员工并没有多少区别。

入职后，小北选择去做分拣库维员，这个岗位实行“两班倒”，中班从14时开始，22时结束，等她真正到岗后才发现，能否准点下班，取决于订单量的多少。“一般都要加班，有时候要搞到凌晨。”小北抱怨，这份工作留给她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分拣库维员作为电商物流供应链体系的一环，对于保证物料及时供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招人要求并不高，按照小北提供的公司信息，《财经》记者很容易就搜索到了这个岗位曾经的招工信息：“男女不限，初中以上学历，年龄18岁-45岁，认识26个英文字母，手脚灵活。”不仅进人简单，还包吃包住，这里便成了很多应届生的临时港湾，和她同一批进去实习的大学同学就有十多个，不过大多数只是为了混满六个月实习期，到时候好拿毕业证。

如果不算大学时期干的各种兼职，这份工作是小北踏足就业市场的第一站，但没坚持多久，她就溜了，“太累了，不到两个月瘦了十斤。”除了忍受不了那样的工作强度，她还说，周末要想进城，得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所以后来找工作时，她更倾向于去繁华的市区。

毕业头两年，小北的工作经历全部是销售，辗转于房地产、医疗等不同行业。她喜欢和人打交道，也享受营销带来的成就感，但她待的都是些小公司，效益时好时坏，而销售员要依附于一个团队才能做出业绩，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苛刻要求——她以自己干过的售楼处工作为例，“每天打电话约访客户，通话时长要达到两个小时。”时间久了，也就减弱了她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她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事实上，小北有过一次进大公司的机会。那是一家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她毕业那一年，这家公司的招商专员职位招人，要求有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年薪可以开到15万元，这比小北后来从事的所有销售工作薪资都高，也更稳定。小北目标感强，还为面试做了不少功课，“我就是想去大公司。”招聘主管觉得她和其他求职者很不一样，两人聊得也不错，就放宽条件要了她。

可是招商专员的工作性质较为特殊，出差多，办理入职前，总经理还特地见了小北一面，没想到，这次见面让她与这份向往许久的工作失之交臂。“可能看你当时有点瘦小，样子就像个小孩，担心工作经验不够。”她后来从招聘主管那里了解到被拒的部分原因。

小北也理解用人单位的考虑，“刚大学出来，你没有过硬的经验，才能也不突出，人家不会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做销售则不同，只要业绩好，应届生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其他工作却很难实现。小北的一个朋友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前还去北京实习过，可是2018年回武汉找全职工作时，工资也才几千元，干到2022年才涨到1万多元。

作为科教重镇，武汉拥有84所高校，逾120万名在校大学生，是全球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很长一段时间，这座“新一线”城市对于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网上有个热传的段子：“在武汉，月薪3000元招不到一个农民工，却可以招到一群大学生。”小北毕业后留在了武汉，但除了能做销售，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而她们班上近40人中，至今仍在武汉稳定就业者，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

从全国来看，灵活就业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重要选择之一。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2020届和2021届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占比均超过16%，其中，天津、河北、山西三省市2021届毕业生灵活就业占比超过30%。

这一现象的背景是，近年来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面临着不小压力，16岁-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一直偏高。202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司长哈增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方面，青年就业总量较大，以2021年为例，高校毕业生就达到909万人，同时受疫情、洪涝灾害等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出现减招、慎招的现象，招聘形势相对紧张;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供需脱节、人岗不适、“慢就业”现象时有发生。

虽然有一份看似稳定的全职工作，但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小北的收入一下子没了保障，此后，社交电商成了营销的重要战场。她发现，或许可以依托返利平台和社群，帮助中小商家引流，解决他们卖货难的问题。这样一来，即使不出门，她也有活干了。

这条就业门路是小北从合租室友那里得知的，引流方法也是对方教的，说起来复杂，但她一个多星期就学会了。她每天会逛逛电商平台，寻找可能有需求的商家，然后挨个打电话谈合作，这一点和她之前所做的销售工作有共通之处。

对于合作模式，小北解释道：“只要有人通过我们的渠道下单，我就有钱赚。”作为电商推广人员，小北赚的是服务费——通常是商品单价的5%，不过保健品的利润空间比较大，她会将服务费定到20%。交易成功后，她再通过一款数字营销类App提现。

小北说：“同时推广十款产品，只要其中三款有销量，我就不愁没钱，白天都能出去玩。”而在此之前，她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赶在9点前到公司打卡，8点多就要出门挤公交，收入却和现在没有多少区别。“短期内我不会再去找全职工作了。”她说。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大量劳动力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到数字经济、共享经济领域，线上、居家办公成为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财经》记者，这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进步有效解决了供需对接问题;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对灵活用工有需求。

在旅游管理行业干了十多年，王媛媛选择在2020年辞职，加入一家保险中介公司，给客户定制各类保险方案。她不用去公司坐班，与公司签的是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比起企业职工社保，她更在意的是，征税更少，收入更多，“去年我挣了80万”。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涂永前的研究中，中国的灵活就业概念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于 1972年提出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和内涵不断演进。总之，国际上“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是指那些参与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和技能要求不高、收入不稳定的生产经营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以及自雇型就业等经济活动。

2000年，中国的非正规就业在城镇总就业规模中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从字面意思上看，“非正规就业”有贬义之嫌，中国更倾向于使用“灵活就业”的说法。2001 年，《國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提到“灵活就业”，主要是指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