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也难免一死。临终前，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奥古斯都立下遗嘱。在安排国事之余，奥古斯都也将自己的钱财进行了分配：除了大方地赠予家乡、士兵、罗马城的每位公民钱币若干之外，未来的皇帝提比略会得到三分之二的财产，余下的三分之一遗赠给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亚。财富，就这样跟随权力在家族内部世代流转。

八百年过后，在西部复兴罗马帝国的查理曼也在晚年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和动产，“无论是金银、珠宝或御用衣物”都安排了去向。其中四分之三将被送到帝国的二十一个大主教府，储存于教会这个“天国银行”。余下部分留赠给自己数量众多的子女和宫廷仆役。希望通过将财富留给教会，得以穿过针眼，顺利地进入天国。

穿过针眼，语出《圣经·马太福音》。“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即便古代骆驼的体格远比现代骆驼瘦小，但要穿过细细的针眼，何其难哉！“财主进天国”着实不容易。倘若一位财主想进天国，除了“你还要来跟从我”，变成基督徒之外;还要按照耶稣的吩咐，“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段教诲的落脚点在于“信神”，如耶稣随后对众门徒所言：“在神凡事都能。”神能而人不能，无他，信心不足之故也。这一教导可以被用来谴责富人，但更为常见的解读，则是劝勉富裕的信众将钱财捐赠给教会。“穿过针眼”从表彰“信心”，转化为褒美慈善行为。在古代晚期教会史终结之时，善用慈善的效果如此明显，古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将钱财遗赠给继承人的方式转化为中古欧洲西部神圣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查理曼以教会为主要遗赠对象。

“古代晚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是广义的古代晚期，而狭义的古代晚期，约从公元三00至公元六00年。这是从君士坦丁一世等皇帝宽容基督教，到拜占庭帝国形成的时期。其间经历内战、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再征服等等。历史在这里不仅转了一个弯，而且还像进入了一条幽暗的山地隧道，若隐若现的暗淡灯光，稍纵即逝，等到驶出隧道之时，景物业已焕然一新。

这些暗淡的燈光，主要是由基督教教士们的布道辞所发出。通过布道辞，教士们批判现实，劝勉信徒行善，救济穷人。如果我们将布道辞作为历史实际的忠实反映，那么就会像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那样，得出“基督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经典性宏大历史命题。三世纪以降，帝国的税负日益加重，原本承担征税任务的主体、以市议员为代表的帝国城市中产阶级不堪重负，两极分化，罗马社会也随之日趋贫富悬殊。作为穷人的保护者，教会与代表社会另一端的富人和帝国政府抗争，西部的元老贵族也纷纷加入教会，教会的势力日渐壮大。于是乎内有罗马教会依托于日益增加的穷人，掏空帝国;外有被称为“境外无产阶级”的蛮族进入帝国境内。内外因素作用之下，西罗马帝国灭亡。但教会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在获得大量财富、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同时，教会丧失了其早期的宗教理想和追求，甚至不惜采用愚民政策。文化倒退，文明衰落、欧洲步入黑暗的中世纪。教会获得财富和权力而走向胜利宣告了愚昧和迷信的胜利。

然而，彼得·布朗并不相信这样的叙事。从研究奥古斯丁开始，半个世纪的学术探索，他成功地推动了古代晚期研究，大有骎骎乎凌驾于罗马帝国衰亡研究之势。透过政治史的断裂，他感受到了曾被大一统罗马文化所遮蔽的、充满创造力的地方文化跳动的脉搏。

文化不仅在顽强地延续，也在缓慢而有力地转型，重塑认同。为满足社会需求，基督教文化日益变得实用化。在帝王将相的身侧，生活着无数个鲜活的圣徒，他们面向所属的村落、市镇、城市乃至帝国，舒缓社会承受的压力，预言美好的生活愿景，为芸芸众生开启面向未来的精神寄托和所渴求的心理安慰。依托于这样的舞台布景，布朗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三五0至五五0年》（以下简称《穿过针眼》）讲述着一曲别样的教会胜利史。

第一幕，君士坦丁王朝（三0六至三六三年）。克服了三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仍然维持着“小政府”，但军团倍增，所有公民都得纳税，帝国的行政区划细分，为皇帝分忧的官僚系统也就随之大规模地扩充，一批服务于皇帝的帝国新贵应运而生。这些新贵迎来了“黄金时代”。税收、劳役，一如既往地由散布于帝国各地的两千多个自治市来承担，尤其是祖祖辈辈在那里谋生的市民以及代表他们的中产议员们。皇帝们皈依了基督教，也授予了教士免税的特权，从此，教会就不再仅仅是穷人的教会了。尽管帝国政府也紧盯着负责纳税和征税的市议员们，不允许他们投身于教堂之内，成为教士，但是教会还是务实地将普通人视为力量的基本来源，秉承了他们“本分得体”的角色设定，闷声发大财。在布朗设定的叙事起点，教会就不穷，只是没有显山露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