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二年，歌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 ）在欧洲艺术之都维也纳美泉宫首演，这是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彼特罗·梅塔斯塔齐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为庆祝奥地利女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三十五岁生日的献礼。该剧将“舍子救孤”的中国故事植入欧洲戏剧舞台，成为当时的经典剧目之一。一七五二至一七八八年间《中国英雄》陆续在那波里、德累斯顿、威尼斯、里斯本、马德里等十多个欧洲城市上演，音乐家朱塞佩·博诺（Giuseppe Bonno）、达维德·佩雷斯（David Pérez）等争相为之谱曲，莫扎特亦为该剧创作咏叹调《啊，如果吉星高照》。加之此间，法国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五幕劇《中国孤儿》（一七五五）、英国亚瑟·墨菲改编的《中国孤儿》（一七五九），以及德国歌德的剧作《埃尔佩诺》（一七八一至一七八三）等等，在欧洲掀起一股“孤儿”改编创作热潮，成为中国戏曲西传的重要里程碑。时至今日，作为极具影响力和典范性的剧本《中国英雄》受到学界重视，相关文献普遍指向《中国英雄》亦是《赵氏孤儿》的改编本之一，但均缺乏源头性的抉发考证，致使在知识的机械堆叠中产生“常识性误识”。

一、“常识”与存疑

在国内，《中国英雄》是《赵氏孤儿》改编本之说，最早见于陈受颐一九二九年发表于《岭南学报》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中国英雄》到底是《赵氏孤儿》的改作”，概因梅塔斯塔齐奥在《中国英雄》序言中感谢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给他的创作灵感。张西平、马西尼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认为梅氏的创作灵感来自《赵氏孤儿》：“在维也纳期间，梅塔斯塔齐奥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后之邀编写一个剧本。恰在此时，他读到了《赵氏孤儿》。惯于从希腊、罗马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梅塔斯塔齐奥立即决定借用这个中国题材做一次尝试。”此类观点叠加成近乎无需考证的常识，被言之凿凿地写进统编教材，李赋宁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写道：“梅塔斯塔齐奥还以中国元曲《赵氏孤儿》为蓝本，改编成《中国英雄》，其中的异国情调十分吸引人，成为流传很广的剧目。”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在“戏里戏外说历史·赵氏孤儿”中亦将《中国英雄》作为《赵氏孤儿》改编本介绍给观众。从故事情节来看，《中国英雄》和《赵氏孤儿》确实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围绕“舍子救孤”这一关键要素展开，加之《中国英雄》诞生于《赵氏孤儿》在欧洲改编盛行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都为“误识”的种子提供了生长土壤。

一七五二年，《中国英雄》剧本在意大利巴勒莫出版，梅塔斯塔齐奥亲笔作序：“好几个世纪过去了，时至今日，在辽阔的中华帝国，老臣利恩戈（Leango）的忠勇事迹依然家喻户晓。”作者为“利恩戈”添加注释：“‘利恩戈’，即历史记载‘Tchao-Kong’。”序言第二段记叙利恩戈的事迹：“在一次国人暴动中，皇帝利维亚诺（Livanio）为保命仓皇出逃，老臣利恩戈为拯救小皇子苏恩亚戈（Svenvango）——被屠杀皇族的最后一根血脉，对残忍的造反者撒了一个可敬的谎言，他将与皇子同龄的亲生儿子用皇室襁褓细心包裹，替换了皇子。压抑着强烈的父爱，他目睹儿子在眼前被刺死，并忍痛保守了这个秘密。”紧接着梅塔斯塔齐奥交代该故事出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记载。”序言全文只字未提及《赵氏孤儿》。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是法国汉学家，他编写的四卷本鸿篇巨制《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自然之描述》）约两千五百页，向欧洲人详实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一七三五年在巴黎首发，相继被译成英、德、俄等多国文字，是“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收录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翻译的《赵氏孤儿》，译者把主人公宰相赵盾译为“Tchaotun”，驸马赵硕则被译为“Tchaosuo”，却通篇不见剧作《中国英雄》的关键主角“Tchao-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