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书》编目有个特殊之处，于诸臣列传之外，“四夷”和“载记”之间，又插入三卷列传（卷九十八至一百），分述王敦、桓温、祖约、苏峻等二十人。如此另册处置，无非叛臣奸佞之属。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谓：“王敦等聚于四裔（夷）之下，不名叛而叛显矣。”可《晋书》偏是不立叛臣奸佞之目，之所以“不名叛”，撰史者或亦拿捏不准。

某些人物是否可称叛逆，实是两说，譬如桓温。此公似有“不臣之心”，亦曾“以雄武专朝”，对皇权多有侵凌。但联系实际历史语境看，在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对峙中，东晋王朝君臣关系自有其特殊性。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桓温与王敦大有不同，其早年建功立业之时未必已存心篡夺皇位，只是利用北伐为政治资本（这说法亦未免阴谋推定）。对于桓氏灭成汉和数度北伐，周先生都有正面评价，认为论功绩可与谢安相提并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人所周知，永嘉之乱后已是“王与马，共天下”，王导主持江左大局，联合南迁门阀与江南士族共扶晋室，之后渐而是各自与司马氏共天下，此亦魏收所谓“君弱臣强，不相羁制”之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当然，此说只是强调君臣关系失衡，而东晋面临内外纷乱尚能延祚百年，实际上亦是强臣与朝廷互相制衡与扶持的结果，如桓温与简文帝，与中朝谢安、王坦之诸辈，相互掎止，也是相互依存，犹之围棋双方“共活”。这种“共天下”必然是一种政治妥协，本质上属于特殊情形造成的“共和”形态。

东晋“君弱臣强”之局，成因复杂。除了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造成国势颓靡，内忧外患的纷杂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君主不是幼年即位，就是享祚或享年相当短促。如，元帝中年而夭，在位只四年;明帝在位二年，二十七岁死;成帝在位虽达十六年，死时才二十二岁;康帝在位二年，只活到二十三岁;穆帝二岁即位，十九岁崩;哀帝在位三年，二十五岁死;废帝虽成年登基，五年后即废黜;简文帝天年不短，活到五十三岁，但皇帝做了不到两年;之后孝武帝十岁嗣位，享祚二十四年，倒成了两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是孝武登朝不几日，桓温就死了。桓温寿数不算很长，活到六十二岁，一生竟经历了九朝天子（还不算西晋最后两位），中间七帝串起他整个的政治生涯。历朝都是弱主，朝廷之外自然形成机枢，他前有王导、温峤，后有谢安，数辈强人自为中坚，大局如此。

二

桓温（三一二至三七三）字元子，出身世家，其父桓彝曾为明帝近臣，后补宣城太守。苏峻叛乱时，桓彝固守泾县而死，桓温时年十五，三年后手刃仇家数子，颇显豪士风概。其仕宦之初情形不详，《晋书》本传从他“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说起，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琅邪太守，旋而又是徐州刺史（按，此琅邪、徐州均为侨置）。南康长公主乃明帝长女，明帝驾崩之日公主未成年，桓温才十四岁，选为驸马应在成帝时。不消十年，桓温已位陟显赫，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

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桓温率兵伐蜀，翌年灭成汉取益州，进位征西大将军。桓温西伐意义重大，蜀地富饶，得而有之，自是国之大利。再者东晋偏安江左，巴蜀势据上游，极易为其控扼。先前晋灭东吴就是借助长江水道之便利，“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才几十年前的事情。

之后，桓温北伐石赵，但穆帝对他这回的远征未予支持。军次武昌，被抚军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拦阻，称其出兵唐突，使人“妄生疑惑”“忧及社稷”云云。其时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兵马北征许（昌）洛（阳）。司马昱入朝辅政，力挺殷浩，用以掣制桓温。无奈殷浩屡战屡败，以致朝野皆怨，桓温趁势奏劾其罪，终被免为庶人。此后内外大权归于桓温。永和十年（三五四），桓温再度北伐，欲拔除苻秦。晋军出荆益长入关中，大战白鹿原，进至灞上。当地百姓持牛酒迎于路者，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但此役最终也是无功而返，因苻健搞坚壁清野，断了晋军粮草。

本传记述桓温“自江陵北伐”一段，大约在穆帝升平年间。这回好像并未遭遇顽敌强力阻击，桓温率师进入洛阳，驻兵故都太极殿前，传曰：“徒入金镛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但晋军南撤后，不仅洛阳，司豫青兖四州又重新沦陷。

哀帝时，桓温作还都洛阳之想，又欲北征。此时桓公头衔又加码，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但皇上召他入朝参政，不许他率师远征，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桓温已从荆益二州转进合肥一带，又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但他拒绝入朝，上疏曰：“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他不愿“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他激忿地剖露心迹：“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

废帝太和四年（三六九），桓温率兵五万讨伐前燕。先期拿下湖陆、金乡（均在今山东济宁），借水道向邺都（前燕都城，在今河北临漳）进军。据《晋书》本传描述，其过程十分艰辛—“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巨野泽，即北宋梁山泊）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