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伍尔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边疆的探险家和动物学研究者，曾经代表哈佛大学和国家地理学会两次访问中国。在这些考察里， 陪伴他的是妻子珍妮·伍尔辛——一个在纽约长大的铁路大亨的女儿。一九八0年，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出版了弗雷德里克对两次考察的记录，但是直到二00五年我们才看到珍妮的文字和照片。在这本由他们的女儿梅布尔·卡博特（Mabel Cabot） 撰写的《消失的王国》里，有关珍妮·伍尔辛的信件和照片把人们带回到卓尼、定远营等已经消失的边疆政权。这批史料让我有机会从女性视角来思考西方博物学与中国的遭遇。

十九世纪，在中国推动博物学发展的欧洲使节和官员基本是男性。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这些人在通商口岸周围探索中国的自然和物种，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历史，像人类学家那样记录中国的社会和生活，但是我们很少听说这些人的妻子有类似的爱好。探险与考察所需要的勇敢与毅力，似乎总是与男性绑定在一起。人们相信男性比女性更能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更能承受异域文化和疾病的冲击。他们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全世界收集动植物标本和人类种族资料的基本是男性，他们雇佣的帮手也大多是男性。

但是，女性很可能只是由于殖民制度的限制才没能参与博物学知识的生产。很多欧洲国家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都不允许女性到殖民地去谋生，它们担心女性的大量出现将有损欧洲文明在全世界的强健形象。还有一种担心是，如果有大量妻子跟着丈夫到海外，这些家庭将因为开销的增加而要求补助，否则就会因为陷入赤贫而转向对布尔什维克的认同，这两种情况都将增加殖民政府在治理上的负担和难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只允许单身男性到海外殖民地去淘金，由此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在母国的失衡。一九一一年，英国女性人口比男性多了一百三十万，为了避免多出来的女性无法找到配偶，欧洲各国放松了对女性流动的管制。

人们期待走出去的女性能继续在新定居的土地上按照欧洲标准操持家务，保证丈夫和孩子能继续保有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在这个白人家庭观的统治下，跨种族的亲密关系成为禁忌，与土著有染的殖民官员必须要离职，白人妻子因此被视为维护种族边界的最保守的势力。乔治·奥威尔通过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在自己的《缅甸岁月》里展示了这套话语的影响。在他的书里，这个角色没有任何财产和谋生的技能，在母亲死后到缅甸投奔亲戚。她厌恶缅甸的文化和市集，厌恶缅甸女性的长相和身体。为此，她拒绝了一个与缅甸人有染的开明军官的追求，选择嫁给年长的行政署长做太太。奥威尔批判了这个白人太太群体和她们创造的封闭的圈子：“与生俱来的冷漠刻毒越来越彰显，仆人们都很怕她（伊丽莎白）。她总是举办令人陶醉的晚宴，知道如何接待下属官员的老婆。”但是，这套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把殖民者的妻子当作体系的替罪羊，用她们来解释殖民体系与地方社会的脱节。有个说法是一旦有了这些女性，她们的丈夫就必须筑起高墙来保证她们过得舒适，避免她们遭到土著人的强暴，男性官员因此无法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这套污名化的说法暗示着在海外生活的女性很可能无法像男性那样，自由地探索身边那些她们或许会感兴趣的世界。但珍妮·伍尔辛的故事给了我们历史的另一个版本，她的丈夫是探险家和动物学研究者，她必须跟着他在中国的民族地区考察。

珍妮·伍尔辛的成长环境看上去和探险没有任何关联。她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富人区长大，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女人应该以家业为重。她的父亲掌管着整个新英格兰的铁路，或许是童年时经常从列车上远眺窗外的景色，少女时代的她想要逃离自己成长的圈子。二十三岁那一年，她在舞会上遇到了哈佛工程系毕业的弗雷德里克，珍妮的生命里还从未遇到这样一个人，想要以动物学和人类学为志业，而且已经为哈佛的动物学博物馆在东非收集了一年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