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思想家影响之巨者莫如王阳明， 但明末清初之际，一系列重量思想家都将心学引致的士风“蹈虚之病”作为政治衰亡的原因之一。在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折中，对心学的批评起到了重新划分学术思想版图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清代学术方向和特征的形成有奠基性影响。《明史十二讲》中将王阳明与陈献章同节处理，认为他们的学术都是从脱离朱子学开始，“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开自由思想的先声”。在作者樊树志看来，王阳明非但没有晚明心学末流的“蹈虚”之病，更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就连东林书院的创始人、心学的反对者顾宪成也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可以看到，阳明学说的面向在历史截面中是多重的，这使得我去接近阳明思想的真实品质时困难重重。不妨回望一下阳明及其弟子在嘉靖时期对于“大礼议”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情况来具体分析阳明学派及其学说在涉及重大问题上的决断和影响，进而一探阳明学术的品质。

心学往往给人们留下偏重于“尊德性”“致良知”的内圣之学的印象，却容易忽视心学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影响。毕竟，阳明仅仅比马基雅维里这位现代西方政治哲人小了三岁。而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十年，马丁·路德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大幕。

“大礼议”贯穿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期间长达四十五年，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将嘉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应该加尊到什么程度才算合于礼制。这个争论又具体分为：到底是尊无后的明孝宗为皇考还是尊嘉靖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王能否入太庙崇祀并加称庙号。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议礼派和卫礼派。卫礼派坚持旧制，坚称只能考于明孝宗，兴献王即便是作为世宗的亲生父亲也不能作为正统，更不能入太庙。议礼派与此相反。议礼派中多有阳明弟子及友人，显然阳明与他们更趋于一致。在给他的弟子霍韬的信中，王阳明明确地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喜其说而不敢奉复。”阳明在此“心喜其说”的“说”就是议礼派支持嘉靖的主张，即支持废除传统经学“为人后”的成例，可以尊奉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而非以无后的明孝宗为皇考。这个争论也就是“继统”还是“继嗣”之争。议礼派张璁给出的理论根据是：“《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緣人情以治礼。”圣人制礼的根据就在于“人情”，人情之大莫大于父子，当然应该顺应这个“最大的人情”来行事，这样才合于“良知”所昭示出来的直接感受。跟这个直接性相比，不从父子之情的旧例显得太过外在和抽象。传统礼制的合法性应该让位于良知的直接性。这种论证跟王阳明对礼的认识是一致的。阳明认为，天下古今之人， 人情是一贯的。先王制礼就是因着这个“ 人情”而为之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