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荀子认为，他正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一个人长得好不好—荀子说的主要是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他的评价，结果就是大家争相追求颜值，以至于“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而在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的，自然也是这样的人。

目击时弊，荀子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非相》，非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非相》里列举了圣贤们的长相，大部分不像正常人;又说昏君如桀、纣，都是又高又帅体格又好，“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比外表，还是比内在呢？以这样无可辩驳的论据，荀子抨击了当时流行的相人术，所谓“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技术。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后世的相士们肯定不以为然。他们理解的相面，绝不是比谁更好看，而且《非相》一篇虽然反对相术，但其中一句“相形不如论心”却被相士引去，几乎成为相术的金科玉律，荀子反而变成了相术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时代进步快。几百年过去，到东汉王充笔下，“长得好”在相术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需要辩护的特质了。王充是相术的支持者，《论衡》中有一篇《骨相》，开头就说人的命运很容易知道，办法就是观察“骨体”。王充的论据跟荀子差不多，都是古来圣贤的奇怪长相，只不过结论和荀子正相反：正因为大人物都有特殊的外表，所以可以通过外表判断人的命运。有趣的是王充写的圣贤外貌和荀子笔下大多不一样，例如荀子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皋陶的脸色如同削了皮的瓜，大概是一种绿白色;王充则说“皋陶马口”，不太容易想象。

王充举出的唯一一个长得好的例子，是汉初名臣陈平，说他“貌体佼好”。陈平年轻时很穷，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人还能拥有美貌，所以“众人怪之”。《论衡》于是承认，“面状肥佼，亦一相也”，只要有“异”。可见如果没有别的特异之处，长得好只能算缺点，不会有大出息。总之，相术最重视的相貌，在荀子笔下是“美”，而到王充的时候就变成了“异”。这个“异”，当然与东汉流行的谶纬有关。

荀子与王充一正一反，论证的落脚点却都一样，那就是大人物的长相如何;反过来说，一个人究竟长成什么样才能变成大人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文中齐桓公回顾了三代用人之法，说夏代是“观其容”，商代观其容还要“听其言”，周代除了观容、听言又有升级，可见古人心目中，“观其容”是较为初级，但也应该是较为普遍、不可或缺的选人方法。

选人要看长相，几乎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规则。为人熟知的唐代科举“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身”要求“体貌丰伟”，就是公然的以貌取人。史料记载，元朝几位皇帝非常重视“步态”，见到有所表现的人才，就“命之步”，或者“令纵横行殿中”，以此识别人物，这也是一种相人术。

明初，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朱元璋，说如今朝廷求才若渴，地方官搜求人才、送往京师，如同押送重犯。可是到了京师之后呢？“除官多以貌选”。论“貌选”，明朝前三代帝王谁也不遑多让。建文二年殿试，本来排名第一的是江西吉水人王艮，结果因为“貌寝”，改成胡广。后来两人成了邻居，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却是王艮服毒自杀，胡广归附新君。而那位造反的燕王也曾听一位相士袁珙的话，说他命该“太平天子”，但是要等到“年交四十，须长过脐”才能身登宝位。甚至后来朱棣为废立太子而纠结，也是这位袁珙相了仁宗、宣宗的面相，才一言以决之。这些桥段并非民间野史，而是出自“靖难功臣第一”的姚广孝为袁珙所写的墓志铭，还见诸《明太宗实录》及《明史》这样的堂皇史册。

到清代，更出現了制度性“貌选”的“大挑”之法。为了解决屡考不中的举人们的出路问题，乾隆定制，每隔数科，在会试放榜之后即举行一次“大挑”，多次落榜的举人可以报名参与，由王大臣面试拣选。如何“挑”法呢？嘉庆十三年规定，每班举人二十名，一排站好，各自报上姓名、年龄，主持拣选的亲王看上一眼，从中挑出一等三人，二等九人。入选一等的举人就拥有了做知县的资格，二等可以做个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大挑”一途，在清代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出路，以国家选拔官员之大典，竟取决于“看脸”。

自然，以貌取人的选官方式受到持续的批评。晚清人记下一条谜语，以“大挑”为谜面，打二古人名，谜底是“颜良、文丑”，可谓善谑而虐。但进士录取名额有限，要在考试体系之外缓解举人积压的问题，清朝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大挑”一直延续到科举取消。

黄正建统计了唐代的相面事例，发现相术的核心作用是告诉人们能不能做官以及如何升官（《敦煌文书中〈相术〉残卷与唐代的相面》，《敦煌学辑刊》一九八八年第一、二期）。唐代如此，其他时代也概莫能外，一个人长得如何，与他的命运—主要是做官的命之间，既有术数性质的神秘联系，有时也会有体制性的实在因果。即使一般人没有做皇帝做大官的福分，也负不起识拔人才、选官任官的责任，还可以凭借相术发现些未来的大人物，并进而烧冷灶、下闲棋，交朋友、选女婿—《史记》记载吕太公“好相人”，他正是通过相人之术，才把女儿嫁给刘邦的。所谓“命运”，本来就是人我纠葛。

有了这样的社会实践和公众认知，“知命”和“造命”甚至可以产生闭环连接。陈庆桂《谏书稀庵笔记》记了这样一个故事：举人某，身材十分高大，参与大挑，自以为必得，结果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