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对启蒙运动的阐释由哲学家主导，法兰克福学派、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先后登场，批判启蒙运动，尤其是启蒙理性，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界风行一时。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则相形见绌。这种状况在近二十年发生逆转，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批判逐渐退潮，史学界的启蒙运动研究则是硕果累累。其中史学家伊兹瑞尔（Jonathan Israel）的启蒙运动三部曲和艾德尔斯顿（Dan Edelstein）的启蒙谱系学著作等，已经成为启蒙运动研究的经典。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不同，当代史学家大都是为启蒙运动辩护。牛津大学德语教授罗伯岑（Ritchie Robertson）的近著《启蒙运动》即其中之一。

罗伯岑在书中避免使用近几十年学界流行的“现代性”“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等概念。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包含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想当然的假设，如果纠缠进去，难免要跟一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进行思想论战，无助于呈现启蒙运动本来的历史面目。他希望让十八世纪的启蒙者通过原始文献自己讲话。所以，这部巨著以史料见长。但罗伯岑锐利的分析和批评锋芒并没有被繁杂的史料掩盖。他的写作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启蒙运动正名。

一、被误解的“理性时代”

罗伯岑对“反启蒙”哲学家的批评直言不讳，指出他们长于透过当下问题思辨历史，短于对史料的钻研，往往把自己对启蒙运动的思想重构当成启蒙运动本身，把后世和当今发明的理念硬放到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头上。比如，二十世纪各种思想流派纷纷把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放到“现代性”这个箩筐中—几乎所有现代世界的问题都被归结为现代性问题，而所有现代性问题都被归咎于启蒙运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罪恶源头都被追溯到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根据罗伯岑的分析，这类指责的共同特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十八世纪的主流启蒙思想家使用“理性”一词含义宽泛，更接近于日常语言中的“常识”“常理常情”“讲理”等。大致可以说，启蒙思想家讲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他们用这种“常识理性”反对盲从教会权威：教会不能再以神启的名义，用恐吓和酷刑证明自己正确，而是要通过“讲理”来说服别人。从伏尔泰到潘恩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个词。康德固然讲启蒙是敢于运用理性，但运用理性认知只是启蒙的一项使命，是人脱离不成熟状态，进入心智成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况且，“敢于运用理性”的“敢于”或“有勇气运用理性”的“勇气”本身就涉及人的意志和道德信念，不是纯粹理性活动。

其次，理性无疑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词，但不是唯一的关键词。十八世纪各国的启蒙者往往把人文、幸福、敬畏、希望等跟理性并举，不仅强调运用理性消除认知蒙昧，避免盲从权威，也同时强调感性、情感、同情心在人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启蒙运动不仅是理性时代，也是感性时代。罗伯岑的这一结论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斯密在写《国富论》前，先写了《道德情感论》，分析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动物，说明人群是靠同情心、道德感等纽带组成社会，在这种前提下各自追求利益，并不是只会利益算计的经济动物。斯密出版《道德情感论》是在一七五九年，比出《国富论》早十七年，而且他一生中不断修改《道德情感论》，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修改，去世那年出了第六版。这些修改主要集中在扩充论述人的同情心、同理心、公民德性、道德责任等方面。跟斯密同时代的休谟讲“理性是激情的奴仆”，更是广为人知。

二、“反启蒙”

罗伯岑特别分析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Adorno）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认为，启蒙有无法克服的自我毁灭逻辑，把理性作为绝对权威，试图借助科学和逻辑控制自然，最终导致法西斯和纳粹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同质文化。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经批评这种对启蒙的概括过分简单化。罗伯岑则引用波兰史学家克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评论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明了自己的启蒙概念，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都装到里面：“实证主义、逻辑、演绎和经验科学、资本主义、金钱万能、大众文化、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一言以蔽之，都是启蒙运动的错。但是，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何以既导致法西斯极权主义，又导致跟法西斯極权主义截然不同的个人自由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对此语焉不详。罗伯岑说，《启蒙辩证法》“是本哲学著作，跟历史研究无关”（775 页）。这大概是含蓄地批评两位哲学家用对启蒙理性的哲学思辨附会启蒙运动的历史。

《启蒙辩证法》在一九七二年才被译成英文。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英语世界“反启蒙”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