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是清末民初的经世之才，同时又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先后入幕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封疆大吏，深得倚重，对于清末政局颇为熟悉，宦海沉浮，也难免卷入政局之中。庚子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积怨已久的派系之争愈演愈烈，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農历丁未年）终于集体爆发，军机大臣瞿鸿禨、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与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互生嫌隙，各方势力裹挟进入政争，清廷高层进行了人事大调整，史称“丁未政潮”。政潮前后，面对朝中党同伐异的各方政治势力，郑孝胥逶迤于岑春煊与两江总督端方（袁世凯一系）之间，想借此有所作为，又恐陷入政局漩涡不能自保，一时进退两难。

对于此段往事，郑孝胥的日记有所记述，学界多有引用。不过当事人一方之言真假难辨，难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争过程与政情内幕。幸运的是，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中查到这一年郑孝胥、端方、袁世凯等政潮中人的往来电函，内容多涉及隐秘情事，远比郑氏日记复杂详实，借此能够厘清郑孝胥与多方势力的复杂关系，考证各方对于郑氏仕途抉择的介入与操纵，这些档案还未见学人利用。深入研究此段历史，可窥见郑孝胥的双向性格特点，亦有助于丰富有关清末政争与官场生态的认知。

一、“卧龙”待机复出

郑孝胥以诗文享誉文坛，人称“卧龙”先生，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其尤为赏识，聘请入幕，委以重任，在人才济济的湖北官场，幕僚们称其为郑总文案。时任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于庚子勤王有功，深得慈禧太后崇信，准备广揽名士，开拓一番事业，因钦慕郑孝胥之才，于光绪二十八年连续两次保举了郑孝胥，郑氏之名得以在军机处存记。据岑春煊称，之前两人“并无杯酒之欢”，仅是“访之公论，察其行事，确为今日难得之才”（《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郑氏自此改换门庭，进入岑府。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岑春煊调两广总督，郑孝胥跟随来到粤地。时广西匪乱，地方事务颇为棘手，郑氏督办桂省边防事务，与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结识。两广兵力不足，军机处调拨湖北武建军助剿，端方提出武建军近年训练初具规模，所辖两旗统领不足以独当一面，“虽有贤将，不如苏盦（郑孝胥字）”，点名由郑孝胥统帅鄂军（《端方致岑春煊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端方档案）。郑孝胥不负所望，调度有方，连战连捷。湖广作为广西的协饷省份，端方尽力支援前线军饷。端方与郑、岑于政务互相支持，相处融洽，私人交际极为投契。不过，受困于捉襟见肘的边防军饷以及复杂的官场纷争，郑孝胥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广西军务督办，诗言“弃官才信一身轻”（《移情》，《海藏楼诗集》卷六）。辞官隐居，等待时机。

郑孝胥交代边务之后，乘船赴上海。自光绪八年乡试中举，至光绪三十一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四十六岁称疾致仕感慨颇多。光绪三十二年他在《元旦试笔》中写道：“胜天由素定，吾意稍施行。归老方耽学，投荒久厌兵。一闻春风至，复有少年情。只恐清樽侧，回肠醉不成。”表达出对政事的厌倦，内心又不甘于归隐山林。

光绪三十二年，郑孝胥摆脱宦海束缚，旅居他乡，闲适从容，却度过了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临近岁杪，总结这一年写道：“丙午一年又辞我去矣。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与待世者，皆开从古未有之新意。”（《郑孝胥日记》，1076 页）。孤傲自负的郑孝胥，感叹“从古未有之新意”，显然有得意之作。

此年正月，郑孝胥乘船由上海赴烟台，此行是为见其“挚爱”—名角花旦金月梅（郑孝胥呼其“凤雏”，应是与自称“卧龙”相呼应）。两人相识有年，此后郑孝胥随幕主辗转各地，与金分居两地。此次赴烟台，先前应是久未联系，临行之际郑氏情感交杂，担心见不到，或者金氏嫁人。郑孝胥战场上运筹帷幄，却对此行不存胜算，日记中流露出忐忑之意：“意凤雏不在烟台，余当不遇而返”，“又意凤雏已嫁，则当谢余不见;或请见余，略谈所遇情状，余何言以对乎”。幸运的是，金月梅未嫁，“悲喜相持，为余下榻，絮语终夕”，郑氏将迎回金月梅与诸葛亮收姜维相比：“吾神机妙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来烟台，如诸葛孔明之收姜维。可谓快矣！”（《郑孝胥日记》，1027—1028 页）上年离开广西，曾遭广西巡抚李经羲弹劾，军饷未造册报销。或许郑氏离职解交的军费并非实数，发了军饷财，此时又抱得美人归，凡此种种都可称得上“从古未有之新意”。

不仅如此，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郑孝胥在上海置办了房产，临近河岸，屋后洋房一幢，明亮宽敞。摆脱了紧张的军务与幕府兼差，身边有佳人相伴，又在苏州、太湖等地买了土地和多处房产，做起了地主和寓公，不时在上海会见名流，生活闲适惬意。正如三十一年除夕自书“名教乐地，风流人豪”二语，准备在上海这片华洋杂居之地享受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