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耒《寒夜》

隆冬之夜，寒气凌人，书窗外，一轮孤月挂天心。意兴萧疏之际，有朋来访，欣然起迎，烹茶以待。红泥风炉上，竹炭渐渐转红，火苗雀跃“哔剥”有声;铁釜上水汽氤氲，釜中开始冒气泡，起初细密如蟹眼，顷刻间鱼眼大小的水泡“咕噜咕噜”密集上冒，釜中“呼呼”如松风过耳，沸汤注入茶盏，主客细细啜饮，谈兴盎然。炉火、水汽与茶香，使得寒夜变得生机盎然，天上的一钩冷月似乎顾盼有情，窗外一树梅花暗香浮动……这是南宋诗人杜耒在《寒夜》一诗中所描绘的意境，其中“寒夜客来茶当酒”一句，被奉为茶与诗珠联璧合的杰作而备受称道。

诗中展现的寒夜烹茶接待来客的情趣，温馨而优雅，很容易联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不过细细品味，会发现这两首写作时间相隔三百余年的寒夜诗尽管意境相近，但在待客之道的情调与趣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白乐天以酒飨客，杜耒以茶当酒。酒是温热的，扩散的，是破愁散，是忘忧汤;茶是淡雅清新的，内敛的，清醒的，意境幽远的。杜耒寒夜里的一盏清茶蕴藉淡雅，令人其乐融融宠辱皆忘。但能尽兴，烹茶足矣，何须煮酒？再读白居易的“能饮一杯无”，不觉有略嫌多余之感。在诗中，“茶”与“酒”，除了饮料性质上的不同，还有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很多宋诗选本都收了杜耒的《寒夜》，耳闻目染之余，我也就轻轻放过了。但一次无意中从《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里读到对这首诗的点评时，顿觉眼前一亮：

此诗曾选入《千家诗》中，大家亦很熟悉，但它却是写美感心理之转变的一首很成功作品。旧本《千家诗》注云：寻常亦是此月，但觉今夜梅花芳香，其倍佳于他日也。单从梅花芳香上去理解，就显得泥了窄了。

金性尧先生的目光太独到了，他从这首茶诗中看到了某种审美心理的时代变迁。这一独出机杼的见解也给予我很大启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意趣，在中国文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引发的影响，不仅在日常生活，也在文化审美领域上。因而“以茶当酒”的待客方式和旨趣，无论在茶文化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值得一书。

二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一部酒的历史，几乎等同一部中华文明史。在古代，酒的原料是粮食、水与酒麹，将蒸熟的粮食与水、酒麹拌匀，发酵后得到的液体就是酒。酒含有酒精，通过刺激大脑中枢，能促进血液循环，使心跳加快情绪贲张，可以助兴，过量则会癫狂，所以诗人艾青很形象地称它具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酒自出现起，就成了各种场合中不可或缺的饮料，上到敬天祭祖、国事大典，下至宴会雅集、居家待客，酒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古往今来，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诸多溢彩流光的诗篇，当然也不乏种种因狂饮无度而招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下场的记录。

但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出现，特别是茶成为一种新兴饮料就受到了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青睐，并开始与精神文化生活发生聯系，饮茶从日常七件事之一渐渐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比起饮酒，饮茶要晚得多。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原乡，茶树与茗饮习俗起源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云贵川地区，那里至今存在着大片自远古时代延绵而来的古茶树群落，可以推断饮茶的历史理应与酒一样悠久，只是限文字资料的阙如，相关文字记录很晚才出现。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始有茗饮之事”，战争打破了封闭，西蜀茶事随着秦汉帝国的扩张经营逐渐向九州各地传播。魏晋之后，随着国内交通的拓展，各地往来频繁，茶叶开始流向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江南地区，饮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食桌和客厅的必备饮品，这不仅改变当时的生活习惯，并且随着饮茶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与文化创造相联系，在丰富了文学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引起文化意识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从饮茶在魏晋与唐宋的文学领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大致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文学史上，对上述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学特色分别有“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之类的说法。从文化上看，魏晋风度与唐宋风流不同。这种不同，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是饮茶风气的普及，并且由于这种新饮料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引起社会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三

言及魏晋风度，不得不提当时在士人中风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服药、清谈、放诞、狂狷、任性、游山、乐水、写诗、弹琴、长啸、享乐、颓废，等等。这些“在乱世中如何精彩地活着”的人物与故事，很大程度上都与酒的激发有关，可以说在魏晋时期，整个社会都浸泡在酒缸里，难怪鲁迅要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题来阐述当时的士人生活与人生态度。

魏晋名士以竹林七贤最为代表性。所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的说法是指陈留人阮籍、阮咸，谯国嵇康，河内山涛、向秀，琅琊王戎。七人气味相投，日日聚集于竹林之下，狂歌笑傲，肆意酣畅。竹林七贤，个个是酒徒，《晋书》和《世说新语》中，记载他们酒后行状的文字不但多而且传神，试举几例—

刘伶，自称“天生酒徒”，撰有《酒德颂》。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插锄头而随之，谓曰“死后埋我”。

阮籍，善诗，建安七子之一，尤嗜酒，《晋书·阮籍传》：“嗜酒能啸，善弹琴。”据说他当官是为了喝酒，“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储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山涛，善饮，《晋书·山涛传》说：“涛饮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

嵇康，《世说新语》：“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

這个酒鬼名士榜还可以罗列下去，流气所及，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莫不受其浸染。不仅文人名士，高官重臣乃至基层公务员也不乏高阳酒徒，像渤海太守孔融，饮酒无度，公然对抗曹操的“禁酒令”，最终被诛，祸及家人，连族亲故旧也未能幸免。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受时代风气的感染，也涌现了很多狂喝滥饮的酒徒，如《晋书·谢鲲传》就记载：“（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而经常与谢鲲酗酒的毕卓“常饮酒废职”，甚至有过喝醉酒到大户人家偷酒被擒的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