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失踪的兄弟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张脸，那是一张曾经和我一模一样的脸。在22岁的时候，我和那张脸分道扬镳，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那天晚上，我和他隔着好些人对了个眼神，然后就走散了。就在我写下这些胡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在天地间游荡，他还是30年前的样子，而我却老了。我要讲的，既是我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我要是懂得讲故事的奥秘，就会说：不知道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写下了这一切。对我来说，这倒不是一句故弄玄虚的玩笑话，千真万确，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既不在场，又在场。

那是我弟弟方小亮的脸。

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同班同学马用、杜克和我，几个人在北大数学系师兄宁大为家打了半宿扑克，六个人，四副牌，光摸完牌就得花好几分钟。那时，宁大为、费罗、乔小春、袁军等人都已经毕业，我们打的是一种名叫“够级”的牌戏，几个人轮番上阵，直打得天昏地暗，六亲不认，一晚上很打出了几副惊心动魄的有趣牌例。不过，牌局本身无关紧要，我真正要说的是，我弟弟方小亮就是在这个扑克之夜失踪的。

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很想多谈几句，但我实在记不得了，也确实不再知道了。有人说，他是和他的同学们在山里旅游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迷了路；也有人说，他是被外星人劫持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我确实不再知道了。我只记得，方小亮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是计算机专业四年级学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些什么，我不怎么清楚，也不怎么关心，因为我一边忙着在北京城四处寻找方小亮，一边还要费力安抚从老家石家莊赶来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平时为人持重，现在全都慌了神。这件事，把我毕业分配也耽误了。老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考虑什么分配不分配，我有几门课没有参加考试，毕业论文也没有写完，学校和系里把我按肄业处理已经算是格外开恩。

我知道父母在弟弟这件事上对我有怨气，他们觉得这个做哥哥的没有照顾好方小亮，没有担负起兄长的责任，这一点用不着他们说。几个月来，我和父母相处得小心谨慎，生怕惹他们发邪火。父亲和母亲都是古板的老实人，平常从来没有什么亲昵的举动，现在，两位老同志经常互相握着手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真受不了他们偶尔看我时那种复杂的眼神。他们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小儿子荒唐失踪。

荒唐也罢，不荒唐也罢，自从出了这件事，我的心也空了一大半。小时候，我和方小亮总是一块儿上学下学，一块儿玩耍，长大后，我们又一起到北京读大学，一起放假回家。现在可好，遇到了这种控天无路、诉地无门的倒霉事，我这只孤雁只能独自上路，满世界去找他了。

从那时起，我的脑袋彻底凌乱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件事，我获得了一张隐秘的面孔，在此后的岁月里，不管在外人看来我的脸有多么沧桑，这张内置的脸却永远不变，永远停留在了22岁。

因为我和方小亮是双胞胎，我这半辈子不时会在街上或某个地方看见有人突然惊疑地看着我，不用说，他们一准儿是我弟弟的同学或朋友。后来，忘了是在哪儿，一个算命的家伙告诉我，那天晚上失踪的其实是我。

第一章 从此天涯孤旅

我来到南方，来到海南岛，是因为父母的一个梦。起先，按照父母的指派，我在北京游荡了两个来月，寻找方小亮的下落。后来，父母突然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梦见方小亮在海南岛的一棵椰子树上砍椰子。老两口醒来一合计，立刻决定派我到海南岛去。不用说，我对二老的亲梦，深信不疑。此时，海南岛刚刚建省，是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热点特区，方小亮在那里砍椰子，着实不错。我记得复梦的时候，老两口都非常高兴。我老娘哭了，老爹也哭了。我父亲擦着眼泪对我母亲说，收椰子是个好工作，从月亮上看，老二可以说是地球上的吴刚。对此，我母亲流着泪点头表示赞同。关于方小亮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方小亮的脑袋出了毛病，忘了自己是谁，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是父母最牢固的、至死不变的看法。总之，我父母此时已经掌握了真理，看问题十分全面。

同班同学钱晨曦已经早我两个月来到了岛上。钱晨曦是我们这届的优秀毕业生，原本分配在中央某个部委，后来情况有变，中央某部委取消了这个名额，钱晨曦一气之下放弃了留京机会，主动要求到海南特区工作，结果被分到了海南省委宣传部。在海南省委大院门口一见面，老钱就大声惊呼：“我×，方小明，你怎么来了！”然后接过我的行李，“快，扔下你这堆破烂儿，一会儿就跟我下乡去！”

老钱可说是个头脑灵活、精力充沛的大疯子。三年级的一天夜里，不知谁在我们住的北大32楼底下喊：“地震啦！地震啦！”大伙儿纷纷往楼下跑，楼道里挤成了人疙瘩，老钱突然大喊：“都闪开，都闪开，我看看怎么回事！”就在所有人愣神儿的工夫，他从闪开的人缝里一溜烟奔下楼去了，从此大伙儿都叫他“钱阿瞒”。当天下午，我就跟随钱晨曦赶往海南岛中部的通什。路上，老钱告诉我，他正在搞一项采风活动。这项工作是他主动向部领导申请的。因为有钱晨曦引领，对我来说，海南岛像是一首律诗的第一个韵脚，因为我一上岛，就觉得自己像是从北大32楼的高低铺上起身，一伸腿就直接把脚落到了岛上，中间的路途，车窗外植被的转换、人们长相和口音的变化，都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幻影。到了晚上，关上房门，老钱却突然破口大骂海南岛不是人待的地方，真不该冒失前来。

“妈的，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放之地！苏东坡、海瑞当年不都被贬在这里吗？咱们真是太愚蠢了，轻信了人家的鬼话，不肯用自己的脑袋瓜思考！你看看，岛上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这里就是一个文化沙漠，一个孤悬海外的集贸市场，人们全都钻到了钱眼儿里，都在吆喝着赤裸裸地卖！我老爹老娘供我念书，不是让我到这儿来卖的！杜甫杜子美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嘿，我他妈的脑袋一热，负气离开北京，赶这时髦，真该狠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他这么大声嚷嚷，把我吓了一跳。论起哪里不是文化沙漠，老钱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反正无独有偶，照他的意思，文化已经全面休克。

我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

钱晨曦压低声音说：“我要找个正当理由回北京去，让学校重新分配，争取留在北京。”然后又迅速恢复了正常语调，“真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咱们都他妈太幼稚了！”他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我跟钱晨曦说了我父母关于方小亮的梦，钱晨曦听后大笑不止，之后突然收住笑，说：“既然两位老人家都做了梦了，那就绝不会有错！”

此时已经是9月底，岛上仍然热得要命，我过上了这一年里的第二个夏天。钱晨曦扔给我一把椰扇，我们俩拼命对扇。老钱说：“刚来那几天我就没有睡过囫囵觉，肠子都悔青了！后来，心一横，他妈的，干！”

“都打算走了，还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我需要一份过硬的工作鉴定！就是走，也不能给母校丢人！”我的幼稚提问引发了老钱一阵冷笑，“再说也不能白来一趟，趁工作之便，把想干的事都干了，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才算不虚此行！”我看着老钱严肃的小脸儿，猛然意识到：我们从同一个地方来，此时却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我是个体制外的流浪汉，裤兜里没有毕业证，没有派遣证，回北京，回老家，回哪儿都是白搭。

我和钱晨曦用他们单位的打印机偷偷打印了一叠寻人启事，在海口街道上四处张贴。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俩来到海边，分别把各自制作的漂流瓶扔进了大海。老钱的瓶子里的字条上写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总共做了十个漂流瓶，老钱说，只能扔一个，多了就不准了。我不管那一套，把所有的瓶子都投进了浪花里。

坐在礁石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我突然悲从中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这一哭不要紧，害得老钱也陪着我唏嘘了好一阵。

“咱们这辈子不可能就这么完了，朱老忠那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走着瞧吧！”老钱声音哽咽，表情和口气都狠巴巴的，整个人似乎已经疯癫。

“咱们受的是天底下最古怪的教育，以后要做的，就是把之前装到脑袋里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钱晨曦抹掉眼泪，情绪渐渐平静下来，高屋建瓴总结道，“不过，这一趟也没有白来，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地方上待了一段时间，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毫无疑问，人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只讲求利益和生意的愚蠢之路，从今以后，就是钱的时代，就是钱管理一切、操纵一切的群氓时代，总之就是‘钱老师’的时代！世界入口处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遇钱而开’！眼下的乱象就是一个象征，宣告了理想主义的渐行渐远，预示着一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

钱晨曦是个象征迷，对一切事物都要追寻到背后的象征意义才肯罢休，他对自己的总结非常得意，等待着我的反应，但我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思想高度，无法由衷称许，只想起了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钱老师上课时风风火火的模样。说起今后的打算，钱晨曦说与其在这个岛上胡混，他宁愿回北京找一家文化单位，做一个洁身自好的文化人，潜下心来好好做一做学问，随后老钱又劝慰我：“你也甭太难为自己，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然后，我们俩一块儿站起身，冲着大海尿了一泡，两股野尿交织向前，一会儿他远，一会儿我远。我们俩忍不住傻呵呵地笑了一阵，然后，老钱起头，我们俩对着大海，大声唱起了一首歌：“小妹小妹，该去的会去，该来的会来，命运不能更改……”这是我们自习回来时经常在楼道里吼唱的一首歌，连极少唱歌的方小亮也会唱。

又过了一个多月，钱晨曦果真走了。单位里的人都来码头送他，我也夹在人群里跟他告别。一个当地大姐抱着“因病退回学校重新分配”的钱晨曦红了眼圈，依依不舍地叮嘱：“小钱，好好养身体，有机会一定再来我们这边玩哦。”钱晨曦忍着泪拼命点头。船渐渐驶入大海，越走越远，钱晨曦踮着脚使劲向岸上送别的人们挥手。老钱的身形越来越模糊，尺寸越来越短小，看上去既渺小又忧伤，他张合着嘴喊叫着什么，岸上的人一句也听不清，声音全都归于沉寂。

我在一个廉价小旅馆盘桓了一阵，在海口四处游荡，寻找方小亮，后来钱越来越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带上铺盖卷住到了椰子树下。睡在椰子树下的远不止我一个人，后来人越来越多。连续几个晚上，我在一棵椰子树底下睡觉，蚊子在耳边嗡嗡乱响，搞得人难以入眠，到了晚上，有些情侣甚至偷偷摸摸发起情来，搞得人更加难以入眠。椰子树是无家可归者的天堂，现在，我已经住在了椰子树下，可方小亮到底在哪棵椰子树上呢？我的老同学们又都在哪里呢？

我毕业分手那天，我和同班同学马用、杜克等人在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喝了一夜的酒，唱了一夜的歌。马用穿着用毛笔大书了“走起”两个字的T恤衫，站在塔松前大声朗读了他新写的几个无韵诗句：

从此啊，好兄弟，从此我们天涯孤旅。流浪、寻找、毁灭、重生，

巫女从旋转的水晶球里看到了一切，这是我们的成人礼……

听着马用疯痴的号叫，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一时忘了身边的这些家伙都是谁人。仿佛置身于一片大水之中，耳朵里灌满了水，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我的身体不可抑制地向下沉沦。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缓过神来。之后，我们一首接一首唱起歌来，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唱道：

我数着那电线杆流浪，到处都有我的床，

我的职业是流浪汉，到处都是我的故乡……

從椰子树的缝隙里遥望深邃的夜空，我不由得想到，也许就像宿命论呆瓜雅克所说的那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到的一切幸和不幸都是天上写好了的，都是天上的大石板、大卷轴里写好了的。

第二章 水仙花的爱情

我原本打算来海南岛，找到方小亮后立刻带他回家，现在一切归于渺茫，不得不重新计议，做长期待下去的打算。

我四处登门求职，寻找工作，一时难以如愿。椰子树底下虽好，不是久居之地，尤其老天动不动就下雨，十分可厌，再说，天气很快就要冷起来了。赤手空拳站在岛上，我两眼一抹黑，兜里的钱越用越少，眼看就要饿肚子，心里不由得惶急起来。

临了，还是同住椰子树下的一个哥们儿拉了我一把，这位大学学力学的朋友悄悄告诉我，一家文化公司正在招聘图书编辑，他因为专业不对口，没能成功，建议我赶紧去试试。

第二天一大早，我连忙赶去应聘。招聘地点在海口宾馆一个带空调的房间，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房间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负责面试的是中年老王，年轻的那位驼背小个子只是在一旁抽烟、咳嗽、吐痰，间或皱着眉看我一眼，表情十分不耐烦，像是谁把他气着了。老王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出了个题目，让我背诵《滕王阁序》。刚背到一半，年轻那位突然打断我说：“得得，别啰唆了。明天就来上班吧！”他这么一说，吓了我一跳，简直救了我的命。我连忙跑到街上，用兜里仅剩的几块钱买了一把香蕉、一瓶豆奶，吞吃下去。事后我才知道，年轻的那位是这家文化公司的实际老板刘刚。

我的老板刘刚，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小个子，每天很晚才起床，从床上爬起来之后就一边喝茶，一边研究几份中央和当地大报纸，揣摩天意和气象，之后开始在办公室里吐痰，擤鼻涕，把两只脚搁到办公桌上摇晃。他的官方身份是一家中央大报驻海南记者站站长，另外，他有意无意让人们知道，他跟当地的一些政要都是拱猪的交情：“省长老梁最爱耍赖！书记老许还算规矩，但是牌技太差！”

刘刚名下的“万利”公司号称文化公司，干的多是书商的活计，公司的出版业务主要由老王负责。

刘刚每天呵斥这个，呵斥那个，给大家伙儿鼓劲儿。“我就是真理！世界上没有别的真理！”“大亨正在诞生！全世界的钱都正在往这儿流！你们以后从我这儿出去，就是大亨！”这是他培训职员的独特方式，核心意思是让属下对他彻底拜服。主编老王负责业务和考勤，上班迟到罚钱，事假病假罚钱，出现错别字罚钱，总之，一切都在錢上见。我从别人嘴里听说，老王大学学的是哲学，来海南之前是一家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老王在副主编位置上坐了十几年，伺候了好几任流水主编，因为升迁无望，最终被刘刚挖来主管业务。老王戴着一副厚如瓶底的近视眼镜，看人活像是在闻人、嗅人。

按照刘刚和老王的策划，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年轻后生，开始着手编写教人发财的书：《百万富翁是怎样炼成的》《一夜暴富》《日进斗金》。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差不多看遍了古今发财经。商业兵法正在成为真正的流行时尚。

我们难得有空上街，不知从哪天开始，大街上冒出了大批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整个海岛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这些外来户操着各类语言在大街上喧哗，拿着皮尺四处丈量，准备大显身手。一会儿有消息说，这块地要建度假村，一会儿又有消息说，另一块滨海的地已经被香港的某大亨买走。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后，这些地价突然飙升了五倍、十倍、百倍，还在继续攀升，那些早早出手的卖主，只能捏着已经签字的合同着急地干瞪眼；一些精明的家伙，卖了买、买了卖，乐此不疲。

刘刚起先很瞧不起房地产，觉得这一行没有文化，都是土老帽儿干的，是个粗鄙的危险行业。“买什么也不能买地，当什么也不能当地主！成本太高！”这是他最初的看法。可是眼看着有不少人很快阔起来，刘刚终于把持不住，动了买地的念头。一天，刘刚带着我来到一块有望拿下的空地，左看右看，喜不自胜。实际待买的地，既荒芜又凄凉，地面上活着的生物，都带有那么一股可怜巴巴的戚容，远没有在沙盘或地图上那么生气勃勃，引人遐想。刘刚眯着眼观望了一阵，像是在思考，又像风水家在望气，突然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说：“他妈的，点石成金，卖什么都不如卖地强！不就是弄个批文填个表的事吗！发这样的财简直是侮辱我的智商！”

“将来这里一定会像香港一样漂亮！”这是刘刚的预言。自从决定杀进房地产行业，刘刚就立刻把自己看作海南岛的总设计师，以香港的标准做比照，准备建造亚洲最高的摩天大楼。

此时，我有了固定地址，分别给朋友们写了信，也收到了马用、杜克、钱晨曦等人的回信。马用分到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分管料具，准备骑驴找马，另寻出路；杜克回到原籍河南，在一个袜厂当宣传干事；钱晨曦留北京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已回到了重庆，被分配到老家那个县的计划生育部门当了一名计生干部。钱晨曦在信里大骂系里管分配的老师不是东西，感慨当初不该贸然跑到海南岛，后来更不该贸然离开，因为内地的氛围和自由度远远不如海南，总之，一步错，步步错。不过照我看，当地的乡亲们有福了，钱晨曦很快就会把身体文化在巴蜀大地上发扬光大。

“万利”公司的几个同事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我们每天在主编老王的鞭打下处理稿子，老王从内地一个混账企业家那里得到了真传，掌握了一种名叫满负荷工作法的利器，给大家的工作定额定量，弄得大家昏头涨脑，好几个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跳槽离开，余下的人工资涨了一点，工作量却又翻了一倍。一到周末，我们几个各怀心事的文字民工要么找老乡聚会，要么约着去舞厅跳舞。这两项娱乐我都没什么兴趣，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胡乱游荡，或者在宿舍里写信、发呆。一到发工资的日子，我就把一大半工钱给家里寄去，算是给老爹老娘报个平安。

刘刚自从搞上了地皮生意，便从出版事务里超脱出来，更加优哉游哉，神秘莫测，一天到晚吆五喝六找机会捉弄别人。某一天，他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副崭新的扑克，开封后扔给主编老王。老王翻看了一眼，立刻皱起眉头，大声说：“呸，什么东西！出这种东西的人简直不要脸！老实跟你说，刘刚，我这辈子，就认‘正派’两个字，谁要是想用女人诱惑我，那是万万不可能！”原来刘刚扔给老王的是一副春宫扑克。刘刚轻声细语对老王说：“老王，别激动，是香港那边出的。人家送给我，是让咱看看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面，咱是谁呀？都是受组织教育多年的老同志。”老王也觉得自己的表白有点过，解释说：“我是见了这些脏玩意儿搂不住火。你这话说得对，咱是谁呀？我就是看，那也是批判地看，辩证地看！”

过了一会儿，刘刚带我出去办事，走出门没几步，他突然停住脚，笑嘻嘻掉头往回走。来到门口，刘刚悄悄掏钥匙开门，只听屋里叽里咕咚一阵乱响，我们进到屋里，就见老王正在红头涨脸收拾春宫扑克，忙乱中扑克散落了一地，眼镜也掉在地上摔碎了。刘刚说：“要下雨了，我回来取一下伞。”老王连声说：“好，好！”我们再次出门的时候，刘刚知心地对老王说：“没事儿老王，慢慢看，批判地看，辩证地看。”出了门，刘刚止不住地乐，然后往地上使劲啐了一口，说：“装什么大个儿的呀，又不是没有那话儿，必须承认，大家都是有鸡巴的动物！”我不同意刘刚这么作弄老王，一来我没有看到春宫扑克，二来因为我此时还是一个童男，对男女之事还没有真正开窍。

海南岛不是久留之地，这一点不必避讳，可我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我隔一段时间就到钱晨曦的原单位看看有没有信件，信箱也总是没有我日夜期盼的消息。只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在某时某刻依稀在海边看到了寻人启事上的人。我连忙打了个三轮蹦的赶过去，越走越觉得古怪，后来才突然醒悟，那时出现在海边的人正是我自己呀。有时我想起方小亮，思念中夹杂着一些无能为力的羞愧。苏轼当年因为乌台诗案被抓，原打算自杀了事，后来想到弟弟苏子由，担心自己死后苏子由不能独活，就打消了自尽的念头。这么一想，我知道方小亮一定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世界上。

“钱老师时代”有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起了钱晨曦的总结，觉得实在振聋发聩。我周围的人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削尖脑袋拼命捞金，恨不得连眼里冒出的金星都牢牢抓住。在这些狂热的淘金者当中，我可说是唯一一个逆行的异类。我来这儿是来寻找我弟弟的呀。除了我和父母，世人早已经把他彻底忘掉了。我老爹老娘隔段时间就写信给我，打探消息，有时候还会随信附上他们在梦中看见的图景。每回接到信，我的心脏都会哆嗦一阵。我梦想有这么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或者一封電报，说你弟弟回来了，那样我就彻底踏实了。我和我父母各怀一份希望，就相当于三份，这三份希望，加在一起非常可观。

这之后的一天中午，我趁午休到邮局给父母汇款、寄信，汇报一段时间以来的情况，因为在刚刚收到的一封信里，父亲不知根据什么，断言说我在海口只顾自己痛快，一点正事不干，简直是乐不思蜀的刘阿斗。他这么指责我，令我既生气，又难过，只好立刻回一封信，详细叙述自己近来经历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也正式向他请示，该不该回到老家，因为我在海南岛这些时日，有关方小亮的消息一无所获，不知还有没有在岛上待下去的必要。正是在这个当口，我认识了一个女孩，要是一个星期之后我父亲在信中骂我、呵斥我，倒也不算冤枉。

这个小邮局位于海秀路街角处，里面人挤人，人挨人，又闷又热，空气十分污浊。排队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队列里一个姑娘愤怒的声音：“把你的脏手拿开！”说话的姑娘个头匀称，面容姣好，身穿一件黄色的泡泡纱连衣裙。被她呵斥的是站在她身后的一个30多岁的男子，男子涨红着脸辩解道：“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姑娘突然转过身，脸对脸对着那男子，右手食指指着对方的鼻子：“冤枉你了吗？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猥琐！不要脸！臭不要脸！”这就是她对那个男人的评价。那男子终于抵挡不住，扒拉开众人逃了。之后，黄裙子姑娘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排队、办理手续。一时间，我的视线完全被她吸引住了，真是个美得厉害的姑娘。那姑娘办完事，昂首挺胸离开了邮局，活像一朵行走的水仙花。

从邮局回去的路上，我的胸口突然感到一阵憋闷，差点儿晕倒在大街上。大街像平时一样人来人往，却寂静无声，像是一部无声电影。迎面走过的人神态各异，全都是陌生面孔，没有一个是我的血亲兄弟。希望他在某棵椰子树下吧，希望他在中国香港、美国、非洲、欧洲吧，希望他在某个匪夷所思的泱泱大国或蕞尔小国吧。理应如此。按照常识，他总不能既不在这儿，又不在那儿。

就在这个周末的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大学生联谊会。我留神观察在场的所有人，希望方小亮一时兴起，拨冗前来。开场前，突然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我努力回想，试图从记忆里搜索出这个声音的主人，却怎么也办不到。我扭过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声音的主人——在邮局里看见过的那个穿黄裙子的姑娘。

此时的她，换了一身衣服，穿着一件淡青色T恤衫，牛仔短裤，赤脚穿着一双平跟儿凉鞋，很有几分英气。有那么一瞬，我的目光和她对上了，她冲我眯眼一笑，大大方方地挥了挥手。

现在我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昏头昏脑，要想说清楚两人认识的具体细节，更是一件难事，因为，多年以后据她说，我当时径直走到她身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用可笑的配音腔说，认识一下好吗？而我记得的另一种情形是，她中间出去了一趟，位子被人占了，回来时正好我旁边有一个空位，她对我说了声“你好”，就坐下了。她说我脑子有病，说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而我却记得她和几个男女在一起嘻哈笑闹。总之，事情的确切经过已经很难说清、复原。这个令我一见倾心的姑娘是湖北麻城人氏，名叫陶红。

那天晚上，组织联谊会的家伙们轮流上台讲话，都像是在拿着话筒喊叫。后来，承蒙陶红出了个好主意，我们俩溜了号，跑到大街上溜达。我告诉陶红，前一天中午在邮局寄信的时候，我见过她，她立刻扬声大笑起来。

“你是不是看见我跟人家吵架了？”

“是。”

“我妈告诉我，跟人吵架，一定要指着对方的鼻子，那样对方就气馁了。”陶红一路上一直止不住地笑，她的语速很快，一口南方普通话非常好听。“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吵架，就让你瞧见了。”她笑得总是毫无征兆，无所顾忌，一阵一阵吓我一跳。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她突然这么说我，“曙光在前头，要鼓起劲儿来呀，年轻人！”说完又笑了起来。

陶红读的是英语系，高考的时候政治考砸了，只够上本省的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她不想当老师，就独自一人跑到海南来闯世界。此时，她正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临时工，一心想找一个正式单位落下来，对我的编辑工作很有几分羡慕。通过陶红，我终于体会到被丘比特的小箭射中是怎样一种滋味，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和陶红立刻双双坠入了爱河，但我们当时都不会游泳。陶红的爱情像热带的花儿一样怦然盛开，热情洋溢，毫无保留。我跟她相处的方式主要是倾听。我无法像她一样兴致勃勃，但我昏头涨脑，努力跟上。

整整一个秋天，也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夏天，我和陶红差不多天天见面，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时而在海边，时而在椰林。我们急切地像是被时间追赶着似的接了第一个吻。她如同春天，走进了久处冬天的我。

第一次触到她的莲花样的嘴唇，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死过去。陶红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在摸索中前进。这已经够美好的了。我们都不怎么了解对方的身体。我们俩的第一次，在慌乱方面旗鼓相当。“好吧……反正……”这是她下决心后说的话。“好吧，反正……”此后每每想起这句话，我的心就会扑通软一下。跟陶红在一起，我体会到了短暂的无意识的巨大快感。不管今后我的命运有多么荒唐，多么恶心，我都不能说我没有品尝过美好的滋味。

因为陶红，我第一次喜欢上了海南岛的热，这份持续上升的永不枯竭的热度正跟陶红在我身上激起的热情相匹配。我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脑袋时而清明时而糊涂的傻瓜蛋。陶红浑身开满花朵，手、脚、腰肢、头顶、发梢……各处都是芳香四溢的花瓣，她的脚下像是安着弹簧，一有空就来几个舞蹈动作，或者走起简版模特步，一扭一转，煞是好看。

陶红看到我和方小亮在大学校园里的合影，又得知我弟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弟弟，她评价说，方小亮比我斯文，方小亮严肃、斯文的气质让她很喜欢，跟我弟弟一比较，我就像个一脸茫然的糊涂虫。她这么说我很高兴，也隐隐有那么一点小妒忌。

方小亮在清华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学制五年，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被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所提前录取。按照原先的时刻表，他此时应该在美国，可是依照眼下的情况，就很难说了，也许他此刻就栖居在附近的某条渔船上面，谁说得准呢。陶红对方小亮的事并不知情，她只听我说方小亮正在读研究生。她希望在不久以后见到方小亮，最好是最近的一个假期……啊，兄弟，但愿你也在体会着这甜蜜的、发疼的心跳，但愿这些无所不在、欲罢不能的甜蜜烦恼也正在折磨着你。

第三章 海南的风

刚刚成为特区的海南庆典格外多，不拘大节小节都要大张旗鼓庆贺一番。开场音乐播放的一律是令人振奋的鼓劲儿乐曲，不过甜腻呆傻的曲调很快就占領了天涯海角。人们在节庆上大喊大叫，大唱大跳，但大多数人此时还壮志未酬，都怀着一肚子心事，并非真心快活。

庆祝第四套人民币发行三周年的日子，海口的金融系统主办了一台晚会，陶红手里有两张票，带我一起去看。路上陶红忍着笑告诉我，票是我同屋同事李寒风送的，李寒风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比我高几年级，来海南岛之前，在北方某省的团委工作，为人非常深沉。李寒风认为海南岛铁定是他的幸运之地，因为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好名字，“寒风”在四季炎热的海南岛一定会受到欢迎。

我问是怎么回事，陶红没有回答，从随身包里掏出一叠纸递给我，我翻看了一下，全是李寒风送给陶红的情诗。陶红说，她到我宿舍见到李寒风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信，之后，每天都会收到李寒风疯疯癫癫的情书。我差点气疯了，怪不得李寒风最近一段时间天天皱着眉头徘徊苦吟，原来是在背着我向陶红献殷勤。

陶红说我：“瞧人家李寒风同志，只见了我一面，就写了这么多诗，您呢？一个宿舍住过的舍友，好好找找差距吧。”说完又大笑了一阵。陶红让我把信和诗送还李寒风，告诉他别再写了，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俩没有对号入座，远远看见李寒风转着细长的脖子四处寻觅。李寒风送票的时候，陶红要了两张，跟他说晚上会带个女伴儿一起来看演出。

“你不该这么捉弄老李同志。”

“嘁，也不撒泡尿照照，长得跟红缨枪似的。”

晚会永远少不了《我编斗笠送红军》“我爱五指山”之类的歌曲，可说是地方特色。中途一个歌手唱起了一首用流行歌曲曲调改编的“海南的风希望的风”，词作者是寒风，也就是我的秘密情敌李寒风。演唱过程中，陶红用胳膊肘一个劲儿拱我，让我别傻笑。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只好跑出来，到外面点了根烟抽。我再回去的时候正在演一个叫《特区颂》的舞蹈，因为根本不知道特区是怎样的，演员们只好按照朴素的想法在舞台上模拟盖楼、搬砖、手搭凉棚展望未来之类的动作，最后，连陶红都看不下去了，说：“嘁，还不如直接表演数钱呢！”

这个晚会的特别之处，是在最后安排了一段自由歌会时间，人人都可以献唱。陶红登台唱了一首歌，是那年很流行的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她唱得好极了，台风潇洒漂亮，观众使劲起哄要求返场，于是她又唱了一首《酒干倘卖无》，又赢得了满堂喝彩。陶红站在台上真是光彩照人，裙子的褶皱如手风琴般晃动，似乎有优美的音符在里面跳跃。事后陶红得意地告诉我，她原本要考音乐学院的，可是她老爹极力反对，决不允许她当戏子。陶红撺掇我上台去唱，我没有心思唱，也不会唱，好在上场献唱的人太多，轮不到我献丑。中途有一个家伙死把着麦克风不放，一连唱了三四首，差点儿跟要轰他下台的人干起仗来。

我到外面买了一束花，回来的时候发现陶红怀里已经有了一大束花，是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大个子送的，此人自称是某银行的经理，我老远看见他躬身把花和一张名片双手递给了陶红。我认出这个人就是开场时在台上唱《我爱五指山》的家伙，这场晚会就是他们这家银行出钱主办的。后来，我拉着陶红走了。陶红有点恋恋不舍，可也不想伤害我的小自尊。那天晚上，我既高兴，又怅然。

“我唱得好不好？”陶红问我。

“凑合。”我说。

“什么叫凑合？”

“凑合是我对歌唱艺术的最高评价。”

陶红笑了，问我：“你觉得刚才那人怎么样？”

“挺好。”

“他跟我说可以调我到他们银行工作，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当然去了。数钱多好！”

“欸，你还别说，”陶红在我前面一蹦一跳地得意，“我还就喜欢数钱！”

我妒忌了。陶红看出了这一点，她挺高兴。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当真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个在银行主事儿的老东西也真肯为陶红办事，我这么说其实并不公平，因为那个人此时也就30岁左右，可说是一个青年才俊。不出三天，陶红就到那家银行上班去了，又过了半个月，银行家就把陶红的户口和档案一股脑儿从湖北老家调了过来。

不得不说，青年才俊把他对陶红的爱意全部落实在户口和工作上，实在太有说服力了。我一边为陶红高兴，一边不由得生闷气，第一次体会到劣势和虚弱。那时我还不通世故，不知道权力和金钱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只能用醋意和恼怒来抵挡，但这毫无用处，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陶红兴奋得发了疯，对我的不安很不以为然，认为银行家是自己生命中的大贵人。

陶红到银行上班之后，应酬很快就多了起来，既要接待存钱到银行的人，又要接待从银行往外贷款的人，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以前，我随时都能找到她，约会从没有落空过，现在打电话给她，她多半会为难：“不行啊，今天我们单位有聚餐呀。”或者，“我们老板有应酬，非得让我去，不参加不好哦。”对此，我有些不适应，但也毫无办法，只能忍痛慢慢对付这种新情况。很多个夜晚，我在大街上游荡，等待不定什么时候才能醉醺醺、兴冲冲归来的陶红。海口大街上的某些路段，路灯还没有装上，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都如同孤魂野鬼。椰子树底下从来没有断过过夜的人，他们可说是步我后尘的倒霉兄弟。

陶红从银行领到第一月工资，立刻花重金烫了一个当时最流行的港式鬈发。她这么一捯饬，更漂亮了，看得我既动情，又惭愧。

陶红说：“得了，你用不着假装惭愧，我才不指望男人呢。”陶红一直在认真设计、规划自己的前途，自从有了这份中意的工作，她的脚步更轻盈了，很快就跟特区的节奏合上了拍，也跟银行家的步伐合上了拍。

我知道我不应该怀疑陶红对我的感情，我只是突然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陶红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儿。傻瓜，你不愿意看见我好啊？”

陶红见过刘刚几次，认为刘刚是个满嘴谎话的大骗子，跟他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建议我换一份工作。有一天，陶红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已经跟银行家说了，打算求他把我也调进银行。银行家让我先投一份简历，然后再定時间到他的办公室去面试。我一听就急了，立刻断然拒绝，为此陶红的脸都气白了，认为我不可理喻。

“真是不知好歹！别说你不去，你就是去了，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不要正好！我怎么能让一个色狼面试！”

“人家怎么就色狼了？”

“瞧他看你时那副色眯眯的样子！”

“呵，我就不爱听你这么说话！我调工作凭的是自己的本事。”

“本事不本事我不管，反正他不是什么好鸟。”

“你以为别人都像你呢，以貌取人。”说完这句话，陶红自己忍不住笑了，但很快又把小脸儿绷住，“哼，终于说出心里话了！真龌龊！”

见我不高兴，陶红也没有再坚持。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到银行上班后，陶红离我越来越远。她的身上具有云朵的气质，同时也一点不含糊地扎根在地上，也就是说，夜里是一回事，白天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们的身体离开一米远，陶红就开始给我上课，多数是生意经和发财梦。陶红觉得我心不在焉，心有旁骛，对我越来越不满意。

“你老是离我特别远，为什么咱们俩的劲儿总是不能往一块儿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这辈子究竟打算做什么？”有一天，陶红向我发问。我不爱听她说这些，不过也承认她说得对，她的的确确是把我们俩看作一体做通盘考虑的，而我却没有。当时我们俩正走在海滩上，我说，我们只要往海里这么一跳，浪头一来，我们就消失了，像没有出生过一样。陶红撇了撇嘴，嫌我答非所问，说了不该说的疯话。

“我可不想糊里糊涂过日子。”陶红又一次向我说起了她的家事，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贫寒，她和弟弟从小到大没少领受有权有势的人，包括阔亲戚们的白眼。“妈的，我们比谁差哪儿了？比谁都不差！我这辈子必须成功，必须发财！”

陶红并不知道，我们两人看似同行，其实一直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她有一颗昂扬的脑袋，也有一颗昂扬的心，她走得轻快，我走得艰难，总之，我跟不上她的趟。这天，我鼓起勇气向陶红讲述了方小亮失踪的事。陶红听后大为震惊，简直不能相信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从而部分理解了我的心事。因为这件事，我们的心更近了，同时似乎也更远了。

“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打起精神，更应该不计代价多多挣钱，获得成功！”这是陶红的看法。有一天，陶红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个消息，撺掇我赶快注册一个公司，专门给内地来的客商提供咨询服务，收取佣金；另外的一天，陶红不知在单位受了什么刺激，突然建议我考研究生，回北京，她说她愿意放弃眼下的一切，跟我去北京生活，这个看上去很诱人的提议也被我拒绝了，因为一想到为此需要重新背诵书本上那些好不容易忘掉的胡话，我就想吐，再说我也根本不想再回该死的学校。

“可是你这样晃荡到几时才算完呢？现在年轻还可以，将来怎么办？怎么就不能向前看！”在陶红看来，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事情都正在好转，海南的发展和机遇就是明证，必须紧紧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可是我的力气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什么都不想抓，只想找到我兄弟的下落，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病态的执拗。

因为进入了备有空调的办公室，现在陶红一回到我们租住的那个靠电扇降温的小家，就气不打一处来，觉得我眼下这种体制外野狗般的生活不安定，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前途。

“得到了就不珍惜了。”陶红频繁抱怨，这样的误解简直是在挖我的心肝，“你不在乎我也没什么了不起，喜欢我的人有的是。”这一点她说得倒是一点不错。

日子一长，陶红对我漫无目的寻找方小亮的这件事，嘴上不说，心里十分愤恨，简直把方小亮当成了隐藏在某处的一个敌人。而我，跟容光焕发、蒸蒸日上的银行家相比，只能算个活着一半儿的蠢蛋。

现在说起银行家，陶红一点也不忌讳，大大方方承认：“没错，他是在追求我，可我并没有答应他！你这么猜疑简直是在侮辱我！”话虽这么说，但我发现，她的底气已经远不如以前那么足了。

与陶红相比，我的确是个白痴。她这种人，像氢气球一样最终一定会飘到高处。她本来已经靠美貌和才艺进入了高尚社交圈子，偏偏还喜欢动手，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了他们单位的点钞能手，也许她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

此时，出版发财经的热度已经过去。我一时无事可做，担心被炒鱿鱼，就对刘刚说，我打算到黎民中去采风，记录当地的民歌和民谣，出一本《琼岛歌谣集》。刘刚惊讶地看着我，在他看来，我准是疯了。最后，刘刚打发我到库房去暂时协助发货。不久以后我才知道，刘刚早已另组了一套秘密班子，开始了另一番事业，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偶然从一个名叫解力龙的湖南人嘴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解力龙是个自学成才的文学青年，两三岁时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颠一颠，两只手也没有发育好，细瘦变形，写起字来非常吃力。刚来的时候，解力龙见谁都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后来受到了刘刚的重用，经常在空调房间里代笔撰写新闻和专题稿，终于抬起头来了。

那天下班后，我在公司附近的水塘边看见了这个新晋的体面人，发现他竟然独自坐在塘边的一块石头上默默流泪。突然看见我，解力龙吓了一跳，连忙擦掉了眼角的泪滴。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打算干了，实在受不了了。接着他半遮半掩向我吐露了他的心事，这一两年，他一直在秘密炮制情色书稿，因为这项工作，无端加快了手指头消乏的频率，过不了一半天就忍不住来上一回，既疲累又自责，离自己渴望的艺术家生活越来越远，实在扛不住了。刘刚给解力龙配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兼宿舍，原来除了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还隐藏着这么一个秘密。

“你不想干，为什么不跟他明说？”

“我也想过跟他明说，可是大哥，他是老板，他要把我开除我以后怎么活呀……我总不能又回到大街上流浪，住到椰子树底下呀。”这个倒霉蛋考虑的倒是实打实的正经事。

解力龙说，刘刚经常这么给他鼓劲儿：“咱们正在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当然也不是全新，古已有之嘛，但是跟解放思想前相比，的确得说是一个创新。我们搞出版为了什么？老百姓的迫切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五块钱一本，解决了多少穷哥们儿的性饥渴问题！对安定团结大有好处！我要把你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畅销书作家，‘夏飞’，我给你起的这个笔名多好，夏日飞翔，将来一定能出大名……”这些话听上去很像是刘刚的口吻——刘刚和主编老王给我布置过这个选题，被我一口拒绝了。原来他们在背着我开小灶啊，王八蛋！后来，在解力龙的宿舍，我看到了几本文字不俗的小淫书，作者署名果然是“夏飞”。

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离开“万利”公司的念头。该离开了，傻瓜！一切都彻底完结了！除了在“万利”公司的位置越来越尴尬，我和陶红的关系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半个月前，陶红已经借口加班，住进了办公室，此后，她工作越来越忙，除了回来取过一次东西，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总之，幸福的星光黯淡了，消逝了。另外，在唱歌方面，陶红和银行家也已经组成了黄金搭档，唱起了《相思风雨中》《明天你是否还爱我》之类的港台情歌。我不能忍受陶红离开我的视线，但她到底离开了。

真正导致我离开海南是“万利”公司的突然垮台。不知被什么人举报，“万利”公司炮制的玫瑰系列情色小册子突然上了有关部门的办公桌，进而又上了更高一级管理部门的办公桌。除此之外，“万利”公司还涉嫌利用自己的发行渠道贩卖淫秽影像制品。这么说，经我手发出的货物有不少是这类玩意儿，这下把我惊得不轻。万万没有想到，“万利”公司此时已经成了一个制黄贩黄的秘密窝点。所有的淫秽制品都是辩证哲学家老王一手主抓的，怪不得老王一下子阔了起来，一向生活节俭的他居然在不久前买了一辆大皇冠当坐骑。

刘刚事先得到了消息，稳坐钓鱼台，却苦了兢兢业业一门心思搞事业的主编老王，因为这个公司的注册法人不是刘刚，而是老王。一天，办案人员突然行动，在“万利”公司抓住了倒霉的哲学家老王，其他人全都闻风而逃，只有腿脚不利落的解力龙一人当场落入了法网，他应该瘸人先跑才对呀。此时刘刚已经全副精力投入房地产生意，一时分不出身来过问这些不体面的烂事。

那天，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我快要走到公司的时候，在十字路口突然遇到了红灯，我的心里陡然生出了一个不祥的预感，感到大事不好。我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当即转头，远离了近在眼前的老鼠夹子。

这可以说是一次及时的转身，一次完美的逃脱。我甚至来不及跟陶红当面告别，因为此时陶红人在北京。去北京之前，我和陶红在电话里吵了一架，我告诉她，即使跟我分手，也不要跟银行家在一起，因为银行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王八蛋。陶红在电话里大骂我是神经病，因为跟谁好是她的自由，用不着我来多嘴。

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疯了。陶红不知道，就在前一天，銀行家突然约我在海边见面，那真可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面试，银行家带了两个保镖，三个人全都戴着墨镜，架势跟有些港片里的情景一模一样。银行家没有跟我废话，开门见山让我立刻从陶红身边消失，最好立刻离开海南岛。为了补偿我的情感损失，银行家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牛皮纸袋，我恭恭敬敬接过来，然后一把将牛皮纸袋摔在银行家脸上，之后我们就打起来了，银行家扬起手里的大哥大砸在我的头上，他身边的两个家伙一拥而上，把我打翻在地，之后一左一右把我摁住，控制了我的身体。

银行家用大哥大指着我，骂我不识抬举，勒令我立刻滚蛋，说以后在海南岛见我一次打我一次。这出狗血剧情差点把我笑死，我真希望这几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当场把我打死。这一切自然都是瞒着陶红干的。之后陶红就和银行家一道，到北京参加全国点钞大赛去了，据说陶红是唯一一个不在第一线柜台工作的选手。

我从陶红单位要到了她在北京的电话，给她打了电话。

“找我干吗？”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反正暂时要离开海南了，先回老家看看，然后再……”我突然想到，我离开海南倒遂了浑蛋银行家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