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的月亮

余静远 译

我第一次听说那幅地图，是从一个老师那里。这并不是他应该告诉我们的知识，但我觉得他有时对要做的事感到厌倦，就会转向其他话题。他是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且素有博学的名声，但他并不是我们正式的老师。他的名字是马林·哈桑·阿卜达拉。最近，他搬到隔壁，租住在我们邻居阿卜杜拉曼叔叔和法特玛小姐①楼下的一间房里。我们是出于尊敬才称阿卜杜拉曼夫妇为叔叔和阿姨的。他们没有子女，住在房子的上面两层，房子底层就空着。阿卜杜拉曼叔叔也是一位老师，但地位更高。他在一所英文授课的中学教书，还在坎帕拉②的麦克雷雷大学学习过。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欧洲人，与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做同事，让阿卜杜拉曼叔叔有了某种魅力。他与马林·哈桑肯定更早的时候就彼此认识了，也许年轻的时候还一起念过大学呢。

去马林·哈桑那儿学习，是母亲的主意。我们对额外的补课没有明显的需求。我们没缺过课，也没掉过队。小孩缺课掉队的情况会时常发生，比如，陪着父母去拜访亲戚啦，或者生病啦。那时的小孩生病可不是几天的事，而是一病就好几个月，等回到学校时，已比所有的人都落后一大截了——所有的人，除了那些顽固抵制学习任何东西，并将此视为荣誉和名声的人。父母对我们的事业也未有过那种令人生畏、需要持续训练的理想，不像学校那几个印度男孩的父母，早早就将他们送去额外培训班，期盼着他们以后成为医生或律师，或者数学方面的天才。

父母从未想过我们要如此荣耀，可他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学习。弟弟哈吉毫不费力就能做到学业出色，至少老师们都喜欢他、夸奖他，他也有很多朋友。哈吉比我低一年级，老师们却督促我向他学习，脑子灵光点，而不是鞭策他以我为榜样，学习我的勤奋。我是一个辛勤认真、做事慢吞吞的人，什么事情都需要解释得清楚明白，且每走一步都犹豫不决。人们有时纳闷我们俩谁才是哥哥。

至于妹妹兰达，她才刚开始上学，当她听说我们要去法特玛小姐家补课时，她也要求参加，在她还是个婴儿时，法特玛小姐就宠着她，是她最喜欢的阿姨。

我不清楚父亲对下午去补课这事儿是怎么想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要我睁大眼睛，更善于观察，保持自己的机智。又是那套我在学校必须忍受的陈词滥调。你必须对这个世界更加警觉，他告诉我。但他可能并不指望马林·哈桑教我如何做到这一点。总之，我不再琢磨我们为什么被送到马林·哈桑那儿了。我猜，母亲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能够展现她作为一个母亲对我们教育的关心。父亲并不总是像她那么有热情，甚至抱怨过我们从学校带回家的有些知识一点用都没有。学习英文摇篮曲或听那些贪婪的探险者吹嘘到底对谁有用呢？母亲认为，学校就是知识，虽然她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有自己的看法。英语和算术是有用的，学好了它们，我们就能继续念中学了。总之呢，我们隔壁住了一个老师，据说他读过的书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人读的书都要多，而且，他还有时间。

在成为我们老师之前，我就认识马林·哈桑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但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问我他是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他的名字。我还知道，他有时会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弹奏乌德琴①。有一年，父亲给我们买了节日②音乐会的门票。音乐让父亲头疼，而且塔拉布③歌曲中爱情的痛苦让他感到难为情，他就没去。马林·哈桑那晚就在管弦乐队中，与其他的音乐家一样，他身着黑西装，系着领结，穿着一套在别的时候不会有人穿的服装。这种着装模仿了埃及管弦音乐的表演，他们穿成这样来表达新潮。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埃及管弦音乐表演团体都对塔拉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林·哈桑身上有一种严肃的东西。他孤僻，疑心重，说话时声音透着尖刻，却尽量不去冒犯他人。走路时他眼眸低垂，跟人打招呼时拘谨，甚至稍稍有些急躁。这与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们会不停地跟人打招呼，会为了握个手而横穿马路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会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笑。傍晚的时候，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交谈、争辩、闲聊，与世界接轨。白天凉爽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大街上，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此，出行时最好避开某些街道。与别的男人不一样，马林·哈桑不大声说话，也不夸张地大笑。父亲也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这种粗野有失体统，父亲从未对任何人任何事提高过嗓门。他最爱的就是在咖啡馆里消磨数小时谈论政治，马林·哈桑有时也会经过咖啡馆，逗留一阵，喝上一杯咖啡，然后离开。

现在，当我回忆起他，并试着描述他时，我想起了这些细节。当他搬到隔壁房子里时，我没怎么注意。人们经常那么做，租下底楼的一间房独自生活。或许是他们在镇上工作，家人住在乡下；或许是家里空间有限，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各种堂表兄弟姐妹太多，空气中充斥着斗嘴和责骂；或许是其他复杂的原因使他们独自生活，为了更自由地呼吸，或为了以一种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

我估计，有人告诉过父亲，要他负责相关事宜，且在酬劳上与母亲达成一致。像往常一样，在这件事上，他们也许有过争执。母亲是众所周知的软心肠。邻居和亲戚只要讲到他们的不幸，母亲就会哭成泪人，然后就把不该送的、送不起的东西都送了出去：她最好的肯加衣裙④、她的珠宝、我们的晚餐。父亲的反应在恼怒和难以置信的大笑间波动，可母亲就是控制不住。我一开始没意识到，后来我就想，这额外的补课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好事，对马林·哈桑是不是也一样是好事呢。无论如何，某个下午，我们去上课了。

上课的房间在房子的前面。房间有两扇上了锁、从地板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的窗户，一扇在正前方，另一扇在侧边。两扇窗户的百叶窗都大开着，午后的光线流泻进房间。房间有四把靠墙放着的硬木椅子，一张摆在侧边窗户下的小书桌，我们到的时候，马林·哈桑正坐在书桌上面。房间更像是政府办公室，而不是起居生活的空间，极简，毫无装饰，混凝土地面光秃秃的，没有垫子，没有毛毯。乌德琴靠墙放在架子上。

我曾经很喜欢新学年与新老师见面时的忐忑不安，可是马林·哈桑低垂的目光和短短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既悲伤又令人望而生畏。第一次上课，我心情沉重，在房间的门槛处踢掉了凉鞋。我们被要求带上学校的练习册，马林·哈桑将我们安置在房间不同的角落里，他简要地看了看我们的练习册，然后给我们布置不同的习题，我们努力做题时，他就守在我们旁边。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犹疑，就像好长时间没说过话一样。我们互相间不说话，也几乎没有眼神交流。这种紧张的情况持续了三节课——我们两周去一次——第四次到的时候，我们发现百叶窗放下来了一半，遮住了午后的光線。进门处还铺着一张小羊绒毯。也许强烈的光线和光秃的地板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不敢反抗，当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很顺从，完全被震慑住了，他才让氛围柔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