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倚窗相对而立，是火车上最浪漫和最富诗意的地方。

——题记

一、长江和黄山，诗意与算术

读研以后，助学金增加了，但我不记得具体数额，不过应该不会超过每月50元。依然是同一条铁路线，同一条回乡的公路或水路。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太安分守己了，居然没想过趁着考研换一所学校和城市，也没有想过出国留学，那对拓宽专业视野和增长见识肯定大有裨益。少年班的同学们，有些通过英语托福考试出国了，而我的英文，包括口语是班上公认最好的。我想起近代欧洲，牛顿、高斯也从一而终，只有一个母校剑桥、格丁根，才得到一丝安慰，毕竟我工作以后换了地方。而爱因斯坦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大学生，以他为骄傲的大学至少有七所，分属德国、瑞士、捷克和美国。

读研前两年，除了回家探亲，我只有一次到西北远足，还有就是到黄河入海处的东营，那儿有一座油田和一所石油大学，我的同班好友怀宝良毕业后分配在那里。于是在一个秋天，我与室友邢安庆结伴前去探望，大学时代我们三人关系最好。那时东营还没有设市，更没有高速公路或高铁，绿皮火车慢悠悠地把我们载到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那些左右摇摆的游梁式抽油机，俗称磕头机。不料几年以后，宝良得了不治之症，他是我们班第二个辞世的。而安庆不久留学去了加拿大，在我新千年的一次北美之旅中，我们终得以在多伦多一见，谈话却已不如当年那样亲密。所幸多年以后，宝良的独生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专业，并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乃后话。

198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那年元旦早晨，我写出了第一首诗《路灯下的少女》。与大部分诗人或诗作者一样，我写作最初的动力来自青春期的萌动和异性，但却有着形式上的差异。别人都是从自己喜欢的女孩（男孩）那儿获得灵感，我却连人家的面都没有看清。那是元旦前夕，临近子夜时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在一位老乡生物学老师家里看过央视迎新晚会后，步行返回寝室，当走到校门口时，突然有位年轻女子从一棵梧桐树下蹿出，急切地投入我的怀里，随后又失望地缩回。

原来，那女子错把我当成约会对象了。当天晚上我久久没有入睡，翌日早晨醒来口中仍念念有词。我把它写在一张白纸上，碰巧室友阎庆旭是个文学青年，他看过后说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这是一首诗呀”。无疑，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老阎也是我的大学同班，在怀宝良走后没几年，他因心肌梗死突然离世，那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在北京地质大学任教，事情发生在他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后的谢师宴，他多喝了几杯。有意思的是，拍大学毕业照时，怀同学和阎同学一左一右挨着我。而最早因白血病离世的杨申同学来不及与大伙儿合影，便住进了他双亲任教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原本他也已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

读研期间，每逢假期回家，我依旧走京沪线，但每次总有点小变化。我又去看了扬州四姨两回，都是在夏天，分别是在回家和返校路上。有一次选择了水路，即从上海乘船沿长江到江都县（现江都区）大桥镇，再从大橋坐汽车到南京。假如后面一段也走水路的话，那很像20年后的多瑙河之旅，我从布达佩斯乘船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三天之后再从布城到维也纳。因为舅舅在台湾多年未归，四姨和母亲特别亲近，她见到我总是很开心，好像我每去看望四姨一次，等于替她们姐妹重逢一回。记得那天长江上有雾，我想起了北京诗人牛波的诗句：“船与船会打招呼的。”那会儿唐晓渡和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刚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牛波的诗排在最前面。

研二那年春天，我的论文《一类数论函数的均值估计》因改进了匈牙利数学家爱多士提出并研究过的一个问题，被《科学通报》录用了。那会儿尚没有SCI一说，也没想过要投外国杂志，《科学通报》这类刊物是我们向往的。甚至陈景润宣布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2”的结果，也刊登其上。一年以后，爱多士访华，他来到济南，我有幸与这位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单独讨论过问题。夏天，“第三次全国数论会议”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潘师让我和两位师兄去参加。在我的提议下，我们路过曲阜玩了半天，参观了孔子故里。王炜曾在算术级数上的素数分布这一经典数论问题上做了贡献，可惜他后来放弃了学术生涯，继郑洪流之后也去了北美，改行做计算机软件开发，后来我们仨再次相聚是在西雅图微软总部。

中国科大是1958年创办于北京的一所理工精英大学，隶属中国科学院，1970年迁往合肥。科大少年班尤其引人注目，对年轻学子很有吸引力。虽说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但如今的科大仍属于C9名校，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联盟或德国的精英大学。那时已快放暑假，同学们忙于期末考试，校园里空荡荡的。我对科大印象最深的是一尊孺子牛雕像，上面刻着鲁迅的名句。我已不记得平生第一次走上讲台做学术报告的情景了，只记得王炜报告时有位老师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至于合肥，似乎没有任何特别印象。28年以后，我应邀参加安徽电视台主办的“新安读书月”，才有机会参观安徽博物馆和李鸿章故居，并在合肥大剧院做了一场讲座。同时我也发现，合肥和郑州是变化最大的内陆省会。又过了九年，我再次来到合肥，做客科大和杨振宁先生的母校——合肥一中。

合肥会议结束后，我们结伴去黄山游玩三天。那段旅程走了14小时，记得我们是在芜湖坐轮渡过了长江，还经过“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泾县。可惜我没有像初登泰山那样画一幅登山图，但无疑对迎客松和天柱峰印象深刻。刚好那年春晚，香港歌手张明敏唱红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声望日隆，至此我也算一一游览过了。之后我们各奔东西，我乘车去深渡，从那里坐船，依次经停千岛湖畔的淳安和富春江边的梅城。多年以后，师叔潘承彪的弟子、因在孪生素数猜想方面的突破性研究蜚声世界的张益唐教授来到浙大讲学，告诉我他也在会后跟我们上了黄山，并随后去了杭州。那次我在杭州停留了差不多两周，依旧被米市巷吸引，还去了太湖和无锡。多年以后，杭徽高速和杭黄高铁先后通车，杭州成了离黄山最近的大城市，我也曾多次重访黄山。

二、冬日远足：西夏之旅

1984年的寒假来得特别早，1月13日，我便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了。那是我的第23次旅行，也是学生时代最远的一次远足，行程约6500公里。我的目的地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我有一个堂姐在那里工作，她是我大伯的女儿，1958年大学毕业后，偕同男友（姐夫）自愿去了宁夏支边。他们有一双儿女，取名少京和少宁，虽说年龄都比我大，却管我叫舅舅。堂姐和姐夫都是建筑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专业后来变得十分吃香，他们也得以双双回到杭州，堂姐甚至退休后又被返聘了十多年。

算起来，无论济南与银川，还是银川与杭州之间的距离，都比我从山东大学回家要远，虽说那时车票不贵，对我来说仍是较大的开支。好在我对铁道部学生票规则有研究， 以数学系的名义打了一个证明给济南火车站售票处，声称我是银川人，因为临时丢失学生证来不及补发，请予购买半票云云，分管学生工作的刘副书记同意并盖了公章。接着为了买到银川回家的半票，我又草拟了一个证明，声称我在银川实习，恰逢寒假，由实习地直接回家。这两张证明果然有效，为我的银川之行节省了20元钱。这是我学生时代少有的一次“违规”，后来我在世界之旅中了解到，为使青年学子了解世界，各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假期出游，而不仅仅是回家，心里才感觉坦然了。

那时候的硬座坐票均是数天内到达有效，这一点也被我充分利用了。第一站是北京，我在小姑家住了两天，然后向西穿越内蒙古，是否经过大草原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一路几乎全是夜晚。到达银川时我发现那边的天气比济南低了好几度，鼻子里边都快结冰了。有一天，少宁带我去公园学滑冰，那里可谓冰天雪地，我穿上冰鞋以后，怎么着也迈不开腿。我还记得第一次参观清真寺的情景，那里几何形状的构图远远多于佛教寺庙，这可能因为女性画面对于穆斯林是个禁忌的缘故，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数学传奇》和《数学简史》这两本书里写到阿拉伯人的数学成就时，都有放清真寺的插图。

2011年秋天，银川举办了一次国际诗歌节，我接到了组委会的邀请重游故地。有一天，诗人们游览了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当我看到那些圆锥形的黄土堆，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些陵墓是由“文革”期间修筑机场的士兵们发现的，它们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却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毕竟只有十来米高，尚不及墨西哥和中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西夏是11世纪初以党项羌族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定都银川，历时189年，共十位皇帝，最后被蒙古人所灭 。西夏前半时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后半时期与南宋、金三足鼎立。又过了十年，中国数学学会在银川举办“数学文化”论坛，我应邀专做了一个报告。

告别银川以后，我乘夜车去往西南方向，到达另一座黄河流经的城市——兰州时，恰好是早晨，我趴在硬座车厢的茶几上度过了又一个夜晚。那天天气晴朗，我参观了西部唯一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兰州大学，还吃了一碗拉面。没想到的是，兰州拉面后来竟然遍布全国大大小小每一座城市，堪称中国最大的饮食连锁店，甚至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里也有一家。兰州是一座依黄河修建的狭长的城市，我一个人在河边坐了许久，记忆里的母亲河还算清澈，可是，与后来我在西宁南面的贵德见到的仍无法相比，那次我参加了青海湖诗歌节，在黄河边住了一晚，亲自印证了一句俗语：天下黄河贵德清。

虽然敦煌和嘉峪关离兰州都还很远，我仍然想起了诸如“葡萄美酒夜光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当又一个夜晚来临，我搭乘夜班火车，沿陇海线东行。过天水和宝鸡时，中间穿越了无数隧道。到达古城西安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在老同学岳军那儿住了三个晚上。那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教师宿舍，岳军和我大学并不同班，但有两年我们同寝室。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西安，在经历了一次婚姻之后又回到老家青岛。

西安（长安）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的故都，尤其它是汉唐的首都，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