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明从出租车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聊他。当时是春天，我刚学着做生意，来南一服装批发市场五天了，还没开过张，哪怕是零卖也没有，一条也没有。我焦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原以为卖男裤是天底下最简单易学的生意，别的不好说，卖两条腿的裤子有什么难的呢？何况还是男裤。裤子从广州运回来，就坐等着数钱呗，唯一的区别是数钱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赚多赚少。结果我失算了。周围床子的老板都是过来人，他们同情我的处境，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们说服人拿货口若悬河，但要说服一个人走出焦虑的困境，显然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就对我讲实例，而激励人在挫折面前自强不息最好的实例，莫过于同一市场里其他人的发迹史了。

十一点不到，市场上拿货的人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两侧床子之间的人稀稀拉拉，闲来无事的老板们看见老明走过来，纷纷点头微笑，搓着手，很拘谨的样子，像是在向老明行注目礼。小戴努努下巴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老明的胸前挂着拇指粗的金项链，手腕上的金手链随着手臂的摆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胳膊肘夹着大哥大，天线是铜头的，表是“金劳”（劳力士），在明媚的阳光下，老明通身闪着金灿灿的光。的确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打扮。这个老明我認识，但刚才他们嘴里一次次提起老明的名字时，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他。

与此同时，老明也认出了我。他的嘴巴张了张，拿大哥大的手在额头上轻点了几下。“你，你什么时候来这儿批裤子的？”他还是没想起我的名字。我笑笑，“他们刚才正说你呢。”老明没接话，显然，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老明走到我的床子前，“这是你的裤板？”“刚上的，从广州。”裤子是倒挂在床子横梁上的，裤脚朝上，用铁夹子夹着，裤腰穿着皮带，熨烫过的裤子平整、洁净，有明显的下坠感，看上去很高档。我们管挂在床子上的裤子样品叫“裤板”。老明轻捻捻银灰色裤子的面料，后撤一步，眯缝着一只眼，头歪着，像画家那样扭来扭去，端详了一小会儿，没说什么，头一甩，“好久不见了。走，到我那里坐坐。”我不想去。我的货还一条没批呢，心里着急，但我不能拒绝老明，因为他身边的人已经自动闪出一条通道。我只能迎着旁人羡慕的目光，随他向市场的另一头走去。

老明的床子上孤零零地挂着几条裤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大量堆积的货物，甚至没有人看摊儿。我正狐疑，看见老明已经走上床子后面楼房的台阶，推开门，冲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屋子对面是一把古香古色宽大的雕花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财源滚滚”的书法，是隶书。茶几上摆满了茶具，像我在广州很多档口看到的那样。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十几种裤板，颜色多样，给人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就是说，老明批裤子主要是在屋里，和市场的其他人不一样。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人看见老明，腾地跳起来，闪身坐到旁边的藤椅上。老明在太师椅上自自然然地坐下，并示意我坐在另一侧的藤椅上。那人要给老明沏茶，老明摆摆手，“小玲，小玲。”一个女孩儿从侧面的房间跑出来，额头上挂满细碎的汗珠，脸上也是。女孩摘下手套，揣进屁兜儿，洗了手，开始沏茶。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她的下巴有个好看的弧度，不尖也不圆。“你就不能先洗把脸。”老明皱着眉头。女孩儿抱歉地笑笑，冲老明，去水池子洗了脸，擦干。女孩儿脖子细长、白皙，像天鹅。女孩儿熟练地洗杯、泡茶，她只给老明倒了杯茶，一扭身，人又进了屋子。老明这才介绍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李斌。这个，是我的老邻居。”我想起身与李斌握个手，见李斌没有任何表示，就算了。“你们聊，我去里屋清点库存。”说完，李斌站起身，也进了小玲的屋子。

老明举杯在唇边，点头示意了我一下，茶水在他的口腔里盘旋了一小会儿，才徐徐咽下，嘴闭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跟着老明照猫画虎。我不会喝工夫茶，也没喝过。

老明告诉我，他这套房子是租的，一年八千。“也就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顺便存点货。”老明说的很平淡。南一市场的小户都是十来个人的货存放在附近一户居民家，平均一个月才二三十块钱。

小戴在房门口敲窗子。老明招呼他进来。“有人要拿货。”小戴的床子和我的挨着。我刚要起身，老明按住我，“拿哪种？”

“银灰色的。”小戴说。

“你打算批多少钱？”老明问。

“六十。”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货是三十五从广州拿的，合到家四十。一条裤子批发净赚二十，不少了。如果真想拿，再便宜点也批。

“批一百。不讲价。”

我犹豫了一下。

“听我的。”老明冲我摆摆手。

拿货的是两个人，之前来过，问过价。当他俩再次问我批价的时候，一听一百，两人怔住了。“你不是说六十吗？”

“大哥，你们听错了，旁边那个绿色的批六十。”两人不说话。

“你们是拿货的，我怎么可能随便要价呢？”我的反应还不错。

两人到背阴处小声嘀咕了几句，又过来讲价，我赔着笑脸，但头摇得像拨浪鼓。

“你有多少货？”

“现在只剩下四十条了。刚才批了很多。”这种银灰色的裤子我只上了这么多。

“后面还有货吗？”

“有，有。”这句话等于白问。甭管后续有没有货，哪个搞批发的会说没有呢。看样子他俩也不是老手。

两人不再多说，点货付钱，走人。

我捧着那一小摞钱，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四十条裤子转眼净赚两千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那时候一般人的月工资才一百出头。小戴蹲在床子后面的一小片阳光里，看着我偷笑，我不好意思地背过身，跑着去了老明的屋子。

二

我连说带比画，向老明讲述这次不同寻常的批货过程，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嘛。老明面带微笑，但并不看我，而是喝茶望天。我很失望，也有些尴尬。一个高个子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仰脖一口干了。“老明，跟你商量个事。”高个子的意思是想多拿点货，但身上的钱不够了，想赊五万。老明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粤语“毛门台”。

送走大个子，老明重新坐下，“哈尔滨的，大户。”大户是有钱人的意思。

老明从皮夹子里拽出一张大票，看着我，又拽出一张，递给我。

“干吗？”

“还钱。还有利息。”

“哎呀，都什么时候的事了。算了算了。你刚才帮我批货还让我多赚一千多呢。”

“一码归一码。”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我不好再推托。

老明欠我钱不假，但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老明大我四岁，我们并不算朋友，只是知道彼此住在同一条街上，认识是因为打篮球。他毕业的时候，还有“上山下乡”一说，只是没人当回事了。不下乡就只能待业，靠家里养活。年轻人精力充沛，荷尔蒙旺盛，打篮球是不错的发泄渠道。我是我们那个破烂中学篮球打得最好的，没对手，就跟他们大孩子打。老明不大会打篮球，但他喜欢赢，总是跟我一伙。为了一个球犯没犯规，跟人争得脖子粗脸红的。赢球偶尔请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吃根冰棍。没多久，我毕业了，我们自然断了联系。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把我从家里叫出来，要管我借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一个月只挣三十几块钱。当时我正准备买一台燕舞牌双卡录音机，女朋友借给我一百，但前不久我们吹了，是她甩的我，所以，我就决定不还她的钱，算是出口气，雪个耻。钱借给朋友是个不错的理由，也是事实。我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老明，连干什么都没问。谁知道，从此再没见过他。我去他家找过，他父母说他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时间久了，加之钱越来越毛，就忘了。

“你明天赶紧去广州。”

“我一会儿就去买火车票。”

“不，坐飞机。”

我一听，差点跳起来。之前，我从没想过有生之年能坐上飞机。往好里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我上的货只批了这一种，我已经来市场五天了，今天是第一次批货。”

“你总共上了几种货。”

“四种。”

“你带多少钱去的广州？”

“四千。就这种货上的多，其他的都是二三十条。本钱刚批回来。”我虽然第一次做买卖，但我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至于为什么并不懂，只是听人这么说。

“你把剩下的货本钱‘兑’给小戴，实在不行就暂时押给他。等你上货回来，再把钱还他。”

“机票贵不贵？”

“八百。街口就有个机票代售点，别磨叽了，然后赶紧找亲戚朋友去借钱，能借多少借多少，越多越好。到了广州有什么事打我手提电话。”

从头到尾，老明没说借我点钱。我想张口，觉得已经没这个必要了。想借，他会自己开口，咱别找不自在。小戴同意“兑”我的货，当场点了现金。我又走家串户从亲戚朋友那里七拼八凑借了七八千块钱，加一起一万五。深夜，我骑车走在满天星空的回家路上，心里热乎乎的，时不时伸手摸摸裤兜，生怕那些钱自己长腿儿跑了。

三

坐一趟从丰城到广州的飞机，四个小时，相当于我上班时候的半年工资。在飞机上，我想了很多。一条裤子批发赚六十，那么一百条就是六千。如果我有钱，上一千条一万条呢？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那是九〇年的春季，四月中旬。万元户虽然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样惹人注目，但也屈指可数。

空姐弯下腰，“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我茫然，但还是下意识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什么是安全带，也不知道安全带在哪儿，后来发现在屁股底下，因为硌得慌。我提着那根座位上的安全带茫然四顾，不知道怎么系。我旁边坐的是个女孩，靠窗，头也冲着窗子，我只能看見她的后脑勺。另一边是个老家伙，看他的威严劲儿，像个领导。见我求援的眼神，故意闭上眼睛，假寐。空姐站在前面，拍拍手，大声提醒“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在我听来，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的额头在冒汗，脸发烧。我的胳膊肘被人轻碰了一下，扭过头，女孩在系安全带，动作很慢，像示范。我明白了。安全带扣系上的声音真好听，随着一声“咔哒”，我的心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我身上所有的钱用一条女士丝袜绑在腰间，有五十一百的也有五块十块的，绑了满满一腰，加上安全带系得有点紧，身体很不舒服，又不敢动。我想对女孩说声谢谢，可该如何说起呢？女孩打扮得有些妖艳，妆化得很浓，长得一般化。这样的女孩，平时我是不会多看一眼的，但现在不一样，是她化解了我的尴尬。空姐发放食品或饮料，我都会碰碰她的胳膊肘，把东西递给她。一路上她都在照镜子，化眼影、描眉。偶尔看看窗外脚下的白云，更像是歇歇眼睛。我多希望她能跟我换个座位，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看着窗外的天空，看飞机怎么升空，看飞机在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看降落前一格格美如画的田野。我不能一直盯着她旁边的小窗口，那样会显得很土，很没见过世面。在机场出口，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句“谢谢”，吓了她一跳。

我打车来到高第街的档口，上次挂货的地方，换了别的裤子，心里一咯噔，坏菜了。一问，果然，银灰色的裤子批光了。朱老板说：“昨天下行前，来了个人，听口音也是你们东北的，价都不讲，全包了。”我问朱老板：“厂里还有货吗？”朱老板生气地摇摇头，“连厂里的布料他都包了。当时让你多拿你不拿，好像我在害你。”

我坐在档口的台阶上，抽烟。天很热，湿热，皮肤贴在一起，滑滑腻腻的很黏稠。烟在口腔里翻滚，又苦又辣，嗓子直冒烟，但我懒得起身到街对面的小卖店买瓶水喝。我心疼我的机票钱，心疼死了。继续抽烟，一口接一口。有人拿货，进进出出的，我坐的地方有些碍事，朱老板没撵我，只是眼神不大友好。我突然想起老明说的话，问朱老板：“你认识老明吗？丰城的老明，也是卖裤子的。”“认识，当然认识。广州做服装的谁不认识老明呢。”“我是老明的朋友。”“谁都是老明的朋友。”“能用下你的手提电话吗？”朱老板犹豫着点点头。我打老明的手提电话。老明说：“你让朱老板接电话。”他俩用鸟语聊了几句。朱老板放下电话说：“你一会儿跟我回趟阳江。但我只能给你挤出厂里一天生产的量，四百条。”千恩万谢，我手里带的钱刚刚好。

下午，我坐朱老板的丰田随他去了阳江。他直接开车进了工厂。我对生产车间很好奇，但一会儿就厌倦了，轰轰隆隆，咔嚓咔嚓，耳朵受不了。晚饭是在海边的船上吃的，船很稳，感觉不到晃，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席间，朱老板给老明打电话，又是一通鸟语，大概是在邀功。老明让我使劲吃，跟老广不用客气。朱老板用一杯啤酒陪到底，我本想一醉方休的，看他这么个喝法，实在提不起情绪。朱老板一再叮嘱我，发了财可不能忘了他，有什么裤子需要加工，一定找他，他会给我最公道的价钱。“我们共同发财。”临走时，他豪爽地把养鱼那么多的啤酒一口干掉，还好意思亮了亮杯底。我差点笑出声来。第二天，我押着四百条裤子坐火车回丰城，四个大旅行包，分别放在行李架不同的位置或座位底下，每到一站，我都要挨个查看、清点。两天两夜几乎没合眼，中途还要在北京站换乘，那时候还没有丰城直达广州的火车。四个大包被四个小伙子分别扛着，在人流中登上天桥，健步如飞，我一个人根本盯不过来，只能贴身跟着和我讲价的那个领头儿的，寸步不离。如果弄丢一包货，我会毫不犹豫跟他玩命。一路的奔波辛苦，自不必多说。

若干年后，当有人听说我是改革开放后下海的那一批弄潮儿，总会发出一句这样的感慨：“你们当年是赶上了好时候，现在的钱可难赚多喽。”我觉得只要人类不毁灭，这个句式就可以一代代无休止地传递下去。为此，我有必要做一番澄清：那个年代钱还被太多的人称之为“铜臭”，唯恐避之不及，不管你什么原因当了个体户，逼上梁山也好，命运使然也罢，敢为天下先也好，你是要接受周围人的白眼的，冷嘲热讽更是少不了。所谓“弄潮儿”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我敢打赌，那个年代赚钱，几乎所有人都是靠当牛做马、汗珠子摔八瓣的勤奋努力赚到的。以我为例，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丰城与广州之间往返五个来回，一趟就是四天四宿，还是坐硬板。就是说，我一个月光在火车上就得待整整二十天。车厢里臭气熏天，白天顶多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晚上见缝插针睡在地板上，身体是“立”着的，喘气都费劲。头枕一双旅游鞋，脸上盖一张血淋淋的小报，半夜爬起来上厕所得踮脚尖，稍有不慎踩着别人，很可能招致一顿臭骂，赶上对方心情不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腿是肿的，透明的，一摁一个坑，半天恢复不过来，整个人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这份苦，不是谁都吃得消的。

当然，差不多每隔几年，我都会听到类似的陈词滥调：“那时候赚钱，可比现在容易多喽。”那时候是哪时候？那时候赚钱真的容易吗？现在赚钱真的很难吗？那时候可没有“躺着就把钱赚了”一说。我只能说，你要是没有一个上天入地的爹，哪个时候赚钱都不容易。

四

南一服装批发市场是个L形，竖街长横街短。竖街聚集的床子是我们横街的三倍都不止，整天人乌泱乌泱的，卖衣服裤子的卖衬衣皮带的，品种繁多，这条街早年是丰城第一家服装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后来，地位被政府主导的五爱市场取代了，真正搞批发的都去了“五爱”，竖街的批发市场只剩下了个招牌，基本靠零卖。“给你个批发价”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竖街真正红火的是刚刚时兴的时装屋，大多开在床子后面过道的平房，一家家一户户，鳞次栉比，音乐放得震天响。年轻人喜欢逛，也舍得花钱。挤不开挪不动的。我们横街，也叫裤子街，即使是早晨批货时间，相比于竖街人也不算多，但成交量并不小，比五爱市场的裤子区有过之。“五爱”的裤子大多是周边城市小作坊生产的，我们横街都是从广州拿货或加工，高低贵贱，不辩自明。简单说，拿低档裤子去“五爱”，拿高档裤子去“南一”。那时的东北勉勉强强还算个老大哥，经济衰退，工厂倒闭，是稍后几年的事情。况且，东北人好面子，尤其是男人，没有条裤线笔直的广州西裤，出去怎么见人呢。就是说，裤子街虽然不長也不大，但名声在外。男人会为了买条裤子专门跑一趟横街，且很少讲价，买了就走，绝不闲逛。我们也是卖一条是一条，利润优厚。

我打出租车拉货到市场，小戴告诉我：“市场上有一家上了跟你一模一样的裤子。只是标牌不一样。”朱老板特意为我做了个新标牌，以示区分，表明我的货不是从他档口上的，怕得罪人。“一定是他们追你的货了。”“追货”是指你上的货在市场批得好，别人迅速在电话里把你的裤子颜色、面料描述给在广州上货的家人，然后去高第街或十三行、西湖路等市场踅摸，运气好，很快就会找到（那时候还没有白马、世纪城）。除非你是在布料市场包了某个品种的布料，我们称之为独门货。而所谓独门货，一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二要有独到的眼光，三是舍我其谁，“一撅两瞪眼”的勇气。

“批多少钱？”“也是一百。”“货走得怎么样？”“一般化。起码没到‘红门’的程度。但能动，还不错。”“红门”是一种货刚一露面，就被抢购一空的意思。现在没到“五一”，纯夏料还没上市，正是青黄不接的淡季。

我去找老明。老明说：“批八十。赶紧把货批了，别跟他们拼价格，他们有老客户，你有什么？”“那不是搅行吗？”“没几天就热了，到时候你的货说不定就得跳楼。你赌不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先保命。”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货批得不错。我每天下行前把圆领汗衫掖在裤子里用皮带扎紧，所有的批货款从领口塞进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只手不停地顺着皮带一圈圈地摸，生怕稍一疏忽，圆领衫的下摆露出来，钱撒一地。进了家门，我跳到床上，铆足力气，高喊一二三，双手一拽，钱哗的一声，纷纷飘落到地上。那种兴奋让人恨不能躺在钱堆上打滚。可惜，我家屋子太小了。

一个星期后，我的货批光了。果不其然，天气说热就热了。一批批颜色浅、料子薄的新货粉墨登场，铺天盖地。我看见那个追我货的家伙床子前，挂着“挥泪大甩卖”的纸壳，在微风的吹动下，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看上去很解气。

五

上午老明的屋子总是人来人往，快晌午的时候才消停。老明就让李斌来床子上找我，喊我过去吃午饭，有时候是盒饭，有时候是去马路湾吃老字号鹿鸣春，或去大连海鲜城。李斌戴白框眼镜，不是近视镜，是平镜，大哥大揣在屁股兜里，大利来皮鞋一尘不染，即便如此，他走路时还要时不时跺跺脚。李斌喜欢背着手走路，头半低，眉头拧着，像在沉思。谁要是喊他急用下大哥大，他头都不抬，就回答两个字：“没电。”口气颇不耐烦，撅得人一愣一愣的，特没面子。李斌是老明的同学，两人中学时代就上了“蓝道”。蓝道是赌博的代名词，而当年的赌博也就是打扑克，一直是打对家的“盘架”。李斌是主打，出什么牌，该上还是该过，都是李斌给老明递眼神或通过肢体语言传递暗号。有一次，两人在牌局上，被抓赌的警察堵了个正着。老明眼疾手快，一把把李斌推到警察面前，自己纵身一跃破窗而出，李斌成了他的“挡箭牌”。赶上八三年“严打”，李斌判刑五年。老明东躲西藏，最后流浪到广州，意外地淘到了第一桶金。李斌出狱那天，老明从友谊宾馆租了十辆皇冠浩浩荡荡亲自去接的他，还给他带去了最时髦的雷达手表、娇衫、大利来皮鞋。老明拥抱了李斌，说：“当年对不起了，兄弟我也是没办法。”李斌点头，大度地表示理解，“能跑一个是一个，要不然我们都待在监狱里，谁会用这么大的排场接我出狱呢？”老明又说：“你我是生死之交是一辈子的兄弟。若不嫌弃，你就到我这里干。我上货你批货，咱们精诚合作，做一辈子的‘盘架’。”就这样，李斌来了南一市场。当然，老明说的是场面话。归根到底，买卖是老明的，李斌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吃盒饭，大家不分彼此。去酒店，除了客户，只有老明、李斌和我。老明从不带小玲，一个是家里没人不放心，再一个是有女人在桌上说话不方便。老明也不叫小玲的哥哥。在市场，我们都叫他“舅哥”，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只要你在南一市场提“舅哥”两个字，谁都知道是指他。舅哥早几年在北行市场卖鱼，后来跟另一个卖鱼的女人好上了，女人的丈夫带了几个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在市场待不下去了，就把摊位兑了出去，改行倒腾外烟，赶上点儿背，偏偏货又被海关罚没了，血本无归。在小玲的一再央求下，老明才让他过来卖货，但一直不给他好脸色。舅哥的脸上疙疙瘩瘩的，小眼睛，挺不起眼的样子。每天闷头发货取货，打包装车，汗水顺着他疙疙瘩瘩的脸哗哗地淌，后背总是像背了块世界地图，一天到晚不闲着。但只要离开老明的视线，舅哥就变了个人，骑着倒骑驴在市场横冲直撞，人立在车座上，像骑一匹高头骏马，“闪开闪开，不想被撞死的都他妈的闪开！”“好狗不挡道。”逛市场，人家是来买裤子的，犯不着跟他置气。

舅哥媳妇也在南一市场，早晨卖茶水，中午卖盒饭。茶水装在滴流瓶子里，是最便宜的花茶，颜色倒不错，黄灿灿的。冬天卖酸菜粉条汆白肉，锅下面是液化气罐，热气腾腾，推着车沿街叫卖，看着就有食欲。平时是炒菜，品种不少，味道也不错。舅哥媳妇头烫大波浪，面善，个子高挑，白白净净，围裙一尘不染。人不大爱说话，也很少笑，怎么看都不像卖盒饭的，倒像是坐机关的打字员。头一次听说女人是舅哥媳妇的人，都免不了一拍大腿，发出一声类似“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叹息。有人说，你什么意思？可惜了呗。要是嫁给你，就是鲜花插在另一堆牛粪上。哈哈。

舅哥媳妇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骑着倒骑驴来市场，先敲门，往老明的屋里送十瓶水，中午是十个盒饭。有一次，我进屋看见老明在屋里正用一根手指点着舅哥的额头，“没有我，你他妈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你们两口子都是我养着的，你知不知道？”“不，不，连我儿子也是你养的。没有你养着我们俩，我儿子的饭从哪儿来呢？”舅哥说得很严肃，表情也很严肃。老明被他气笑了，“你知道就好。”舅哥也笑了。舅哥看见我连忙沏茶倒水。老明摆摆手，“把你的脏手拿开。滚后面干活去。”舅哥深深鞠一躬，跑了。我说：“你这样对舅哥，小玲知道不好吧。”老明气哼哼地说：“知道更好，让她看看自己哥哥是个什么操蛋德行。”老明坐下来，继续不依不饶，“他见今天客户来得少，端过来九个盒饭，报账却写的十盒，就为了多赚五块钱，你说气人不？”“这么点小事你都能发现。”“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往外倒垃圾，看见我心虚，故意侧过身，我觉得不对劲，空饭盒比平时少一个，一查账本就明白了。他他妈的那点小心眼都用这上面了。这种人一辈子没出息。”

舅哥从来不把我们这些小老板放在眼里。他老婆的盒饭不愁卖，他老婆的盒饭没卖完，别家的盒饭开张都难。他老婆的手推车停在老明屋子前，先给老明送完，才开始卖。这时候的人都围在手推车前，去掉老明的十份，只剩下四十份盒饭，三两分钟就抢光了。舅哥让他老婆多做点，这样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赚足本钱自己当老板去广州上货，他可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舅哥媳妇不肯，说忙不过来，雇人又怕不能保证质量。“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就赚那么点一脚踢不倒的钱。”舅哥一抬腿，他媳妇红着脸，吓得麻溜儿躲开了。

六

如果说我们这些小老板是改革开放的暴发户，那么老明无疑是这个群体的翘楚了。老明的发迹始于偶然，也是必然。李斌赌博被抓起来以后，老明东躲西藏，那时候可供人藏身之处不多，家家户户住得挤挤插插，哪家来个外人，分分钟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待不长。风声不太紧的时候，老明就住火车站的票房子。票房子晚上住得全是人，黑压压的，警察隔一段时间才突击检查一次，查不起，一查这宿覺就甭想睡了。老明知道，自己的事没多大，抓住顶多判个三五年，也是豁出去了。老明就是在票房子认识的小玲。这个我留着后面再说。小玲人长得漂亮，水灵灵的，比老明小十来岁，这在当年是很少见的。两人谈上恋爱后，老明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怕被警察在票房子抓现行，在小玲面前暴露自己是在逃人员，就骗小玲说带她去广州做生意。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大门，人人向往之地，小玲欢天喜地地跟着去了。可老明怎么会做生意呢？老明当时想得很简单，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只要跟我走了，就相当于生米煮成熟饭，往后你铁定就是我的人了。别的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愁人的是，两人的钱越花越少，眼看着坐吃山空，加之小玲总是仰着脸一脸天真地问：“你怎么还不做生意呢？”老明只能硬着头皮每天逛服装市场，在高第街、十三行、西湖路几个批现货的服装市场转来转去，后来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海印布料市场，偶遇了从石狮来此经商的李老板。李老板抱怨他遭遇了水土不服，石狮的休闲裤面料在广州根本走不动，这里是西裤和牛仔裤的天下。“难道全中国只有我们福建人穿休闲裤？”李老板坐在一捆布料上，大声抱怨。大概正是这句话提醒了老明。老明让他起来，李老板说这是捆染花了的布料，老明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李老板说，只要你喜欢，我可以把这捆布料白送给你，前提是你得在我的厂里加工。老明打开那捆染花了的布料，布料花得很自然，像是一幅有意为之的水墨画，这样的布料加工出来的裤子，每一条都会不一样。老明看中的是这个，“这样的布料你有多少？”李老板说：“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染花还不容易。”老明当即掏出所有的钱拍给李老板，“我就提一个要求，裤兜的开口，一定要加一条仿皮边。”老明是想突显休闲裤的高档。这个创意是老明无意中在一本别人丢弃的广告策划书上看到的。双方谈妥，一条裤子加工费二十元。几天后，老明押货来到南一市场，货一挂上，瞬间抢购一空。老明带着小玲匆匆飞到石狮，订货一万条。“我对这种货充满信心，但我现在钱不够，我特意把女朋友带过来，押在你这里。如果我日后欠你一分钱，我女朋友随你处置。”仅半年，老明就挣到了一百万。有了钱，他那点过去已久的事情就很容易摆平了。代价只是几条裤子钱。

如果你认为老明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说服力，是运气好，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你就不得不承认老明的胆识和魄力了。第二年，老明成了南一市场第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个体户。牌子叫哥达曼，很洋气的名字。吊牌是激光的，金黄色，一块吊牌的成本高达三块多。裤子在市场一挂，在微风的吹动下，金光闪闪，迅速吸引了拿货人的目光。那时候市场上裤子的吊牌都是纸质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会想，以老明的实力，一年起码批出去三万条裤子，这就相当于损失十万块钱呐。但显然老明不这么认为，他想的是这块小小的激光吊牌，一年起码得给他带来三十万的利润。这就是老明与他们的区别。老明这批裤子的主色调是绿色和灰色，夹杂着不规则的浅红色浅灰色的条纹，批价一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