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秘密，这辈子只能烂在肚子里了。
不是不能说，是没法说。
那天清晨，母亲说，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脱口而出，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刑警的原因，主治医生每天早上来查房的时候，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阿姨，今天舒服点吗？”然后就是笑笑说：“好的，我知道了。”他这么寡言，我猜是出于谨慎，担心话说得不恰当，被我抓住把柄记在心里，万一有个什么纠纷，拿着当证据。现在医患关系太紧张，医护人员就像一台上了程序的电脑，一切都按照事先设置好的规定动作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果然，当母亲饿了一天之后，主治医生执行了第二套规定动作：管食。我记得很清楚，六月一日，晚上九点，第二次化疗结束，主治医生亲手关掉监测仪，我跟了出去。我问，现在吃两口吐一口，以后要是吃一口吐两口，怎么办？甚至吐都没东西吐，怎么办？主治医生说，钟警官，根据通常做法，我们会采取管食，也就是插根管子到病人胃里。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护士长带着两个护士过来，俯下身给母亲说，阿姨，你肚子里没东西，不行啊。至少有四十岁的护士长，话说得很亲切。我母亲不是傻子，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当了三十年，马上明白了来者之意，把头偏向床边，看着护士长，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我不饿。
讲完这个话，母亲示意我拿水给她喝。我要喂她。她摆手。她反手摸到储物柜上的汤勺，动作很慢，但却很准确地插入口杯里，搅拌了一会儿，舀出一满勺凉开水。手一直抖，到嘴边的水，不到半勺。呛，咳。半勺水真正进到嘴里，也就几滴。随后，母亲的头钩在被子上，缓慢地转动着脖子，看了我一眼，像是宣布她刚才的成功。
护士长给母亲掖了掖被子，退出病房。
母亲轻声讲了一句：天亮，回家。
化疗、化疗，每种癌症都是化疗。化疗就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真理让人怀疑又不能怀疑。你怀疑它，你又找什么替代？这让人害怕。所以，每次化疗一结束，我就想带着母亲逃离病房，逃离医院。遗憾的是，每次化疗吊完数不清的药水之后，时间已经走过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来到了晚上，不是九点就是十点。等不到天煞黑，我会趁母亲似睡非睡的时候，把墨绿色的窗帘拉严实。因为，第一次化疗的时候，看到窗外的世界万家灯火，母亲就再也睡不着了，她一个晚上都在数着对面一个高层小区亮着的窗户，直到凌晨三点多钟，整个墙面漆黑一片。
谢天谢地，母亲睡了一个好觉。主治医生早上过来查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吃了小半碗粥水。
阿姨，今天舒服点吗？
想今天出院了。
好，一会儿到护士站拿药。先出院，手续到时候回来再办。
化疗副作用，会潜伏一天，从第三天开始。出院的时候，母亲精神还可以，回家的时候，我特意把车绕到水库那条老路。上午十点，路上车少，风景很美，左山右水，红花绿树。我把后视镜往下掰了掰，看到母亲靠在后座上，头稍偏，压着车窗边缘，眼里淡然而出神，仿佛高僧坐化圆寂了一般。我有点害怕，猛地咳嗽一声。母亲动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以为我怎么了。母亲动了，我放心了，假装抓了抓头发，然后专心开车。母亲随即恢复了刚才的动作。在恢复动作之前，她理了理头上的蜡染包巾，把头顶上剩下的几缕头发拨弄到额前。母亲用的是兰花指，正好一片从树叶中间透漏下来的阳光，碎银子似的落在母亲的脸上。水红带蓝的头巾，淡然的眼神，母亲像一个想着心事的少女。
这样的宁静太难得。我故意把车开得很慢，绕行山水之间。
小毛最近有什么消息？快到家的时候，母亲问。
打了他电话，没打通，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非洲。
回到家，还真应了母亲说的。小花猫把家里扒了一个遍。
母親饶有兴致地整理着，掉在地上的衣服、书本，还有旧报纸。收拾了约二十分钟，母亲自己坐到床沿上，踢了一下脚边的小花猫，猫叫了起来，母亲试图再踢一下，却没成功。母亲疲乏地躺在被卷上。
我一手扶着母亲的背，一手扯开被卷，塞到一边，再放母亲躺下。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不饿。
母亲不饿，我饿了。我到冰箱里找出一袋速冻饺子，下了锅。饺子翻腾的时候，我给妻子和女儿发了条微信，告诉她们，第三次化疗结束了，现在回到家了，勿念。
在检察院批捕科当公务员的妻子、寄宿在校马上升高中的女儿，很快回复了微信。
我顺带又把微信转发给了弟弟小毛。转发的号码是他美国的手机。他在美国硅谷当工程师，三十好几快四十了，光谈恋爱不结婚，说自己“恐婚”。他一周前去了非洲，援建一个综合医院，负责安装和调校医疗设备。
山高水长，日夜颠倒，手机从来不显示发往异国的汉字是否被读到。这让人失望。
我把手机丢在一边，夹烂一个饺子，肉汁流出来。觉得少，又夹烂一个。发现，太浓太油，赶紧加了点饺子汤，装成小半碗，给母亲端过去。
母亲侧着身子，睡着了。我伸过头去，她的脸笼罩在昏暗中，特别庄严的样子。
母亲一觉睡到日没西山。落地窗看出去，火烧云逐渐淡去，夜幕翻滚而至。
母亲坐起来。我把温在锅里的小半碗肉汁端过来，母亲在一呛一咳中完成了一半任务，然后摆摆手。我也作罢，随即把床头柜上的温水瓶旋开，备着。
我早已不再像刚开始化疗那样，逼着母亲进食，骗着母亲进食，感化着母亲进食。
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母亲忠于她的胃口，胜于儿子的说教和求饶。我可以诓骗母亲，但我诓骗不了她的食欲。
出来沙发坐一会儿吧，睡了那么久。我说。
母亲坐起来，理了理她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头发。但她做得很认真，十个指头往后拢着，像一副掉了齿的耙耕耘一块旱地。
头发梳理好后，母亲移步到沙发。小花猫跟到脚下。
按照习惯，我没有开灯，没有开电视。
母亲伸出脚又要戏逗小花猫。脚刚要出，她哎哟了一声。整个人伏在沙发上。微暗的光，包裹着母亲。瘦骨嶙峋，像一把尖刀。蠕动着，在寻找舒服的姿势。最后，她滑下沙发，跪在地板上，手撑着膝盖，久久不动。
跟网上说的一模一样，这种癌会出现强迫体位，那就是跪着。跪着才能缓解疼痛。
回医院去，打镇痛剂。我说。
不去了，上次打完照样不舒服，“哎哟”都喊不出来。母亲说的是大剂量镇痛剂打完之后的副作用。
我帮不了母亲，只能任她跪着。
跪在猫前。
跪了一夜。
猫都睡着了。
还是昏睡好。昏睡就不疼了。我把母亲房间的窗帘拉上，后来干脆把客厅的也拉上了。母亲跪着让我难受。她睡着的时候，我会刻意把她弯曲的腿摆平、摆直。
可是清醒的时间还是多。
清醒就要跪。跪。跪。跪。跪到天亮。跪到天黑。
跪到第三天，母亲讲出了她的决定。
当时是清晨六点，我醒来，第一件事是去烧一壶开水。
母亲的房间开着，大亮。原来她自己把窗帘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也拉开了。
一丝风都没有。窗外小区的几座高楼、远处的整个城市，兵马俑一样，安静伫立，整装待发。突然，马路上开过洒水车，呜呜的警报响起，偌大的世界一下子就活了。卖早点的店开门了。公交首班车上路了。背着书包的小孩出现了。为了躲避早高峰提前出门的小轿车出现了。一天开始了。
我端着新鲜开水，进了母亲的房。旋开保温壶，把几乎没动过的隔夜开水换出来。
母亲说，大毛，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说，好。
我应完母亲，回到客厅，烧第二壶开水。水壶接通电，小红灯亮起。我静静地站着。不一会儿，水咕噜咕噜响起。这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像个小孩，活蹦乱跳的样子。
我就让水一直开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心想，要是水就这么一直咕噜下去，老子他妈的就是站成枯木也陪你咕噜下去。可是咕噜很快就灭了。
我退后两步，坐在餐桌上。手机正在餐桌上充着电，我拔了，给不知道是在美國还是非洲的弟弟发了条微信：“小毛，妈妈有事，急事，尽快回复。哥。”
我和弟弟的微信记录一直没删，没时间删。我翻了下，这三年来，我们说的内容全是母亲的病。三年前确诊，是癌。中医、偏方、西医，最后才上了化疗，一次，两次，三次。击倒，再击倒，最后跪着，跪过白昼，跪过黄昏，跪过漫漫长夜。
有次，半夜，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跪着，像一尊雕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跪了下来，我也跪得跟一尊雕塑一样。跪了多久我不知道。最后是猫轻轻叫唤了一声，我才抬起头。猫从沙发上跳下，落在母亲边上。母亲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猫左右翻了个身，最后也安静了。我站起来，坐在椅上，看了她们很久……
四处拉开的窗帘，让人想出去走走。我推出轮椅，带上母亲。母亲居然摆手不用轮椅，自己扶着墙壁，走出门口，走到电梯口。等待电梯的时候，她冲我用力地笑了笑，大概是一种无奈的意思，最后还是挪到了轮椅上。
我从后面抱起母亲，把位置坐正。母亲在我双手里，只剩骨头，宛如一块烧了半截的木炭。
我们就在小区里走走。小区靠近一座山岭公园，无论天气再热，总有凉爽的风。
跟试图不要坐轮椅的心情一样，母亲在小区里兴致挺高，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蛮好看咧。
管理处干吗去了？这个水井盖还没固定好，哐当哐当的。
啊哟，哪里来的野猫子，脏兮兮的，可怜。
野猫之事，让母亲想起家中的小花猫。小花猫原本也是野猫。三年前，母亲抱了回来后才成了小花猫。
母亲要我推着她回家，说要喂小花猫了。
其实是我喂的小花猫。母亲不过是把猫食交给我而已。一边看着我投猫食，母亲一边慢慢说话：
你是刑警，你知道如何安乐死。
我没有说话，继续喂着小花猫。
小花猫抱回来之后就成了懒猫，一天多餐，晚上十二点还闹着来一顿夜宵，饱餐之后，坐着也可以睡着。
小花猫又坐在母亲脚下了，小盹打起来。母亲移动着脚推了推小花猫。小花猫没反应，果然瞌睡了。母亲继续慢慢说话：
这几天，我们每天说说话，七天后，你就动手吧。
我说，好。
好就跟我跳支舞。母亲突然站起来，很有力的样子，打开双手，脸上微微笑。
母亲吓了我一跳。母亲年轻时爱跳舞，爱跳交谊舞，退休后仍爱跳交谊舞。这几年老年人流行的广场舞，母亲从来不参与。她只爱交谊舞。
我不会跳舞，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兴致高昂的母亲。我把手搭进去，像个机器人，托着母亲，但不敢太用力。
和你老爸一样笨，来，华尔兹，走起来，一、二、三，退左、横右、并脚，并脚呀！来，开始，蹦、嗒、嗒，蹦、嗒、嗒……母亲在教我。
跳到最后，母亲完全不管我了，伏在我臂膀上，身体微微地摇动着，不肯停下来。
弟弟一直没消息，真想揍他一顿。
我想找人说说话。妻子出差了，女儿跟着学校乐团到意大利演出去了，都是七天后回来。
父亲在天上。父亲如果还活着，多好，这个主意他来拿，我执行就是了。他干了一辈子的刑警，比我勇敢，比我有眼光，到现在为止，公安学校的刑侦教材还援引他当年办的案子。
三年前，如果母亲不查出这个癌，父亲也不会悲痛过度，早母亲而去。你说也真是的，父亲这么硬的骨头，怎么被母亲的病搞得魂飞魄散。
要是父亲留下了，陪着母亲，到今天，整好八十，多好一件事。
我跟领导电话请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在客厅喊了，过来啰，跟你讲几句话。
母亲这一声唤，让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母亲要给我们两兄弟上教育课的时候，她就会说，过来啰，跟你们讲几句话。
我搬一个凳子，坐下。
以前，母亲是坐在藤椅上讲。现在，母亲是跪着讲。
母亲的第一讲，是她的一个游历故事：
八几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有个外教，第一个外教，比利时人，名字叫雷帕尼，我们叫他“老雷”。当时全校能用英语跟他对话的，没几个，我是一个。而且他知道我读过原版《圣经》，我们聊得来。他大事小事喜欢黏着我。你老爸开始还以为我想改嫁到比利时，紧张得要死，派刑警跟踪我们。
这个老雷，可以说就是一个酒鬼。只要有酒，什么都OK。他也不管什么酒，管你红酒还是香槟，还是啤酒，还是我们湖南乡下的米酒，是酒就喝。有次给学生讲语法，讲着讲着就跑了出去。有学生在厕所里看到他，好家伙，他居然跑到厕所里喝酒，酒气冲天。学校要开除他。还没等学校下命令，老雷把衣服、家什搬到街上的宾馆去了。但学生不愿意，联名写信要留这个老师。学生觉得上他的课，好玩。不得已，学校又把老雷请了回来。
我们所有老师，对老雷最大的迷惑是，他怎么一天到晚总是笑哈哈呢，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忧愁，这是人的性格，还是酒的作用？这个问题，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开心的人？
后来，老雷去了北京，进了他们的驻华大使馆。到大使馆工作，更疯了，全中国到处玩，成了中国通。云南摩梭女儿国，还没开发的时候，他就已经玩了个遍。有时候他会突然回到学院，给每个认识的老师送礼物，各种造型的巧克力，还有糕点，他说那糕点是刚刚从比利时空运过来的，大家都相信他说的，因为他那么开心的样子。
二○○八年汶川大地震那天，老雷正好在长沙。他带一帮学生，来了我们家。来我们家干什么呢？比利时电视台那边要电话连线他，做现场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