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家属探视区，一个中年女子躬身趴在椅背上，两只手掌撑住脑袋号啕大哭。几个穿橘红色背心的志愿者追过来问我：“您是死者家属吗？”那一刻，我的身子一下子失重，恍惚间魂像是要飘出去了。

那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子，她的弟弟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几个志愿者误以为我是死者家属，围过来问我是否需要服务。这个误会似乎在暗示我，弟弟离死亡只有一墙之隔，我离成为“死者家属”也近在咫尺。

一

弟弟住院那天正好中秋，我和妹妹各自从长江、香江边赶来，在弟弟的病床前团聚。弟弟发着高烧，瞪着发红的眼睛，显得莫名的亢奋：“我从天花板上往下看着病床上的那个人，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喘气，很虚弱。一群护士围住他，医生拿着榔头和扳手，在敲打他的身体，那个身体硬邦邦的，我知道躺着的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他才46岁，我替他难过，他活不到47岁了。”

弟弟满口胡言乱语，在他的意识中，进医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茶师傅邱二槐，他给大成说：“邱师傅病得很重，你马上把他送到医院。”说完又给邱师傅打电话：“邱师傅，你病得很重，回不了老家了，中秋节你要在医院病床上过了，我让朋友马上接你去住院。”

他床头的病历卡上明明写着：司拉英，男，46岁，重症肺炎引发脓毒血症。他已经无法分辨，中秋节躺在医院病床上过节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值班医生叫我去看电脑里弟弟的肺部影像，他不断拖动鼠标，想从肺片上找到一点黑色的空隙，最后失望地说：“你看他的肺，昨天还有点黑色分布，今天早上已经全白了，没有空隙了，连肺部最顶端的边角都白了。”

“我弟弟还能坚持几天？”

“靠把氧气压缩到肺部呼吸，病人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左右。”

医院取肺泡盥洗液去检验，需要实施全麻，医生允许我和弟媳妇去探视，“有什么话先想好，拣重要的跟病人说。”

弟弟躺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和弟媳妇戴着口罩，被允许站在五米之外跟他说话。弟弟在说话，却没有声音，口型像在叫妈妈。我很诧异，因为母亲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到大，绝口不叫的就是妈妈。

我问弟媳妇：“他在说啥？”

弟媳妇有点难过地撇了一下嘴，“他对我和宝宝都没有话要说，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大哥，让我们把马尔照顾好。”

他最后要交代的竟然是他哥马尔……

弟弟照顾患有精神双向障碍的他哥十几年，为他送饭、洗衣服、打扫住处。马尔到哪里都跟邻居吵闹不休，住不了几天就被房东赶走。弟弟一个月要帮他搬几次家，他四处托朋友求情为他租房子。马尔病情严重的时候，半晚上能打一百次电话，到了凌晨两三点弟弟才睡，后来不等到凌晨两三点，他就无法入睡，总担心哥哥来电话，这已经成了他的生物钟。

弟弟戴着氧气罩，眼睛朝我们这边瞪着，等着我们回应他。我怕他听不清我说话，伸着两根手指做出一个V的造型。他很费力地朝这边看了一眼，用手指艰难地做出OK的手势，这个动作很缓慢，像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弟弟在中山做了四年柑普茶，每年做完茶都累倒，进医院住上大半个月，他把那些小馒头一样的小青柑看得比命还要紧，发着高烧淋着雨，还要去给茶打伞撑雨布。现在他和家人赖以生存的“茶馒头”，在茶厂里静静地躺着，等着他起来。

在茶厂，我把弟弟的嘱咐告诉马尔时，马尔用维吾尔语哭喊着：“我弟弟要死了，我弟弟要死了！”他用母语哭喊，是想避周围人的耳朵，他是对着我和妹妹哭诉。即使他疯癫，也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就要失去自己的亲弟弟，茶厂要失去主人了。仿佛在粤语的地界，这样说话就能瞒过死神。

妹妹背着马尔说：“姐姐，我们都是吃尕娃蒸的馒头长大的，我们活着，怎么能看着他走。我想来想去，这话只有你听到，说实在的，马尔活着是件麻烦事，尕娃照顾了他十几年，换一个马尔走了，还没这么难受，四个男孩儿里面，最舍不得的就是尕娃了，谁走他不要走。”妹妹一直习惯叫弟弟的乳名。

二

弟弟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四天清早，我去探视，医生笑着对我说：“你弟弟想吃馒头了。”

弟弟好转后，第一个想吃的就是馒头，这个消息让我喜极而泣。

我们小时候，父亲忙地里的活儿，母亲疯疯癫癫，我们一家吃的馒头，都是二弟在炕上蒸的，“哥哥在炕上蒸馒头”，三弟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话。家里人纠正说，“馒头蒸在锅里，不是炕上。”二弟人小，够不着案板，其实是在炕上揉好了面，再放到锅里蒸。

在广东中山，他依然喜欢蒸馒头，任何时候问他，吃什么？他的回答都是馒头、面条。这次进了医院才检测出他对大米和玉米过敏。童年每天吃玉米糊、玉米饼，每次吃完饭弟弟都喊肚子疼。父亲让他趴在炕上“暖肚子”，他每天吃了饭就蜷缩在炕上，像个小馒头。

弟弟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媳妇买馒头，“要是早知道我对大米过敏，就不该走出老沙湾大梁坡，在广东不得不天天吃大米，胃都吃坏了。”弟弟说这话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脖子上、鼻孔里插着管子，靠管子里的氧气和液体维持呼吸和营养。

他很想自己吃饭，十几天没有吃东西，他的胃已经接受不了任何食物。他晚饭吃了几口馒头，晚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喘口气都费很大的劲，他说，“我连吃馒头的力气都没了。”

他脖子左侧有个血肉模糊的洞眼，里面插着一根塑料管子，管子穿在一个白色盒子下面进入弟弟的颈动脉，那里用巴掌大的透明胶固定着，小盒子两只小耳用羊肠线与皮肤缝在一起。方形盒子下面伸出的那根管子，又被分离成三股，连着三个玻璃针管，分别用来注射身体需要的各种液体。那串针管像弟弟的耳朵上挂下来的沉甸甸的玻璃耳坠，随着弟弟的脉搏晃动。

晚上，我租了张简易帆布床，睡在弟弟病床边。弟弟刚从死亡线上回来，我在他病床边陪着，想给他最大的安全感。弟弟对着我笑笑，露出满意的表情，表情还跟儿时一起睡在大炕上一样纯真。

我小心翼翼地摸摸弟弟脖子上吊着的三根针管，问他疼不疼，难受不难受？他闭着眼睛，憋了半天，大概好久不说话，忘记怎么说话了，说出来的话很反常，“有些东西，就像一个贝壳，把它洗干净了，里边的肉还是臭的，不如干脆扔了。”

过了半个月，医生把弟弟脖子上的插管拔了，露出三只洞眼像三只眼睛，血汪汪地冒着泡。过了几天，三个洞眼结了血痂，看着像是三只大苍蝇，我总想用手去抠它。弟弟说，“对付伤疤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忘了它，它就不见了。”

半夜我牙疼，他也说，“你忘了它，痛就消失了。”对待疼痛，他选择了遗忘。这让我觉得他属于忘性比记性好的那一种人，要么就是疼怕了，过了临界点，已经麻木了。

三

我坐在弟弟的病床边，假装用力掰一掰他粘连的脚趾，做出想把它们掰开的样子，掰完问他疼不疼。他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用舌头与牙齿弹出了一个“啧”，这是小时候的习惯，表示对我说的话持否定意见。

“啧”，这个回答再恰当不过了，疼和不疼，只有他说了算。

弟弟出生没几个月，就被精神分裂的母亲当成柴火，把头塞进熊熊燃烧的灶火里;刚刚会走路，又撞翻了我正在灶火上烫熟的一铁勺子滚油，他的两个脚趾至今像鸭蹼一样粘连在一起，为了不露出丑丑的脚趾，他一年到头都穿皮鞋。

被我烫了脚那天，我背着他去西瓜地里。他整整一个夏天都哭闹着要去西瓜地，父亲让我留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管好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忠于职守的我，平时忙于家务，根本抽不出身子，带他去西瓜地。那天下午，为了止住他的哭，我只有背着他走了两公里的路，去运河边的西瓜地里吃西瓜。他不能下地，这一路弟弟一直忍住哭乖乖地趴在我的背上，似乎去盼望已久的西瓜地能让他忘记疼痛，也许他那个时候就在练习如何忘掉疼痛。

我不知道那一天，天是怎么黑的，父亲的鞭子是怎么落在我身上的。我只记得，之后连着半个月，我每天早上背着弟弟去两公里外的大队卫生所，找谢医生换药，弟弟的脚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我看到谢医生用镊子镊掉弟弟的脚指甲，从弟弟的脚趾间镊出一豆豆小白蛆。

弟弟长大后出落成了一个帅小伙，读了石河子师范学校，我知道因为家贫和自卑，他错过了那个年龄最纯真的一段爱情。娶现在这个媳妇时，他想听我帮他选择，一个是外地来中山打工的小姑娘，一个是离过婚的广西女人。我说，选离过婚的女人懂得珍惜家庭，年龄大点会过日子、会照顾人。他听了我的建议，娶了广西女人，却没说起女人还带着一个女儿。

男孩子中他排行老二，总是穿从哥哥身上继承下来的旧衣服，等哥哥马尔出去打工，他开始继承父亲身上脱下来的旧衣服。他去石河子师范学校上学，穿的就是父亲去世后脱下来的衣服，衣服大大的，像一个灯罩套在他身上，下面是短短的一截裤子，他像一豆苦难的火苗，怎么也冲不出笼罩着他命运的灯罩。

医生拔掉他脖子上那些插管后没几天，弟弟就开始焦躁不安，担心医药费昂贵，催着医生快点让他出院。医院抽了血，他等不及验血结果就闹着让我带他回家。他一遍遍叹气：“哎，要命啊，一個月没有吃饭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求求你，回家弄点饭吃吧。”他脖子上刚刚拔掉管子的三个洞眼还糊着血痂。我不忍看弟弟那副枯槁的样子，像是一个乞丐在对着我乞讨。

我拗不过他，扶着他逃出医院，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他揽进车里，他的身体轻轻的，像个小孩。出租车上，他媳妇打来电话，说她去新疆餐馆买羊肉，要八十多元一斤。他一听，脸上呈现出惊喜，“我住院一个多月出来，羊肉涨到八十多元一斤啦！”

他与那家餐馆老板通话，餐馆老板认识他，答应七十元一斤卖给他。

这个电话让弟弟兴奋得发癫，他闹着要下车，说要去洗个头、理个发，“姐，我一个多月没有洗头了。”

“进重症监护室前，医生帮你洗过。”

“你一个月不洗头试试，都臭了。”

“你脖子上的插管刚拔下来，伤口还带着血，沾水会感染伤口。”

“我要快点出院，没想到羊肉价格那么好，开个羊肉档，可能是条活路。”弟弟开始掐指算利润，越算越癫狂，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在受医院救治的病人，忘了才从死亡线上下来，他病床床头还挂着“重症”“禁食”“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