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堪稱中国生物多样性“大年”。这不仅是由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并通过了《昆明宣言》，而且这一年里还发生了一系列与野生动植物相关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热议，其中以一路北上“逛吃逛喝”的亚洲象最受追捧。无论是亲历的村民还是围观的网民，大家都对它们保持了极大的爱护与宽容，绘就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这群亚洲象还成了国际“网红”，伴随着它们的脚步，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为守护自然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也让世界由此感知到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而努力的可爱可信、生动立体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绩斐然

中国拥有森林、湿地、草原、荒漠、海洋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多种生态系统相互交错又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从而为异常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挽救濒危野生动植物：一是就地保护。在动植物的原产地建立自然保护地，有效地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严禁乱捕滥猎，使它们在自然状态下恢复发展，逐渐壮大；二是迁地保护。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设备进行人工饲养繁育，建立起中心种群和谱系簿，使其得到繁衍和发展壮大，当条件成熟以后再将它们重新放归自然界的原产地。

保护野生动植物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护物种的生存地与栖息地。经过60多年的努力，我国现已建成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完备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在内的各级、各类保护地超过1.18万处，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以上以及管辖海域面积的4.1%，不仅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2020年达到17%的要求，还有效地保护了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将自然保护地体系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形成了多层级、多类型、较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与此同时，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水平已经在某些领域呈现出世界领跑的态势。特别是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遥感、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技术的应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格局，以及濒危动物、濒危机制及其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均处在国际领先位置。目前，遥感、红外相机、基因技术、无人机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野生动物重点拯救 已见成效

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了15个野生动植物重点拯救项目，涉及大熊猫、朱鹮、虎、藏羚、金丝猴、扬子鳄、亚洲象、长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类、鹤类、雉类和兰花、苏铁，并且进一步扩大了珍稀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拯救行动，从而使大量曾经一度极危的物种在自然保护地得到了有效保护，种群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大熊猫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加大了对大熊猫的保护力度，其生存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珍稀物种而建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由四川省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陕西省秦岭片区和甘肃省白水江片区组成，囊括了三省内70%以上的大熊猫栖息地、8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大熊猫局域种群之间的走廊带，以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遗产地、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国有林场等80多个保护地，总面积达27134平方千米。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调查所发现的1114只、2000—2004年第三次调查所发现的1596只，回升到2015年第四次调查所发现的1864只。这一显著成果是我国乃至全球濒危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中一个标志性的成功范例。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将大熊猫从“濒危”级降至“易危”级。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将大大推动大熊猫栖息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促进栖息地斑块间的融合，对于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合理调节种群密度，实现大熊猫种群稳定繁衍具有重大意义。大熊猫分布区也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大熊猫也成为了其他动植物的“保护伞”，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成千上万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保护，意义十分重大。

灵长类与雉鸡类

我国的灵长目动物是包括从懒猴这样的低等原始猴类到长臂猿这样的高等类人猿的一个重要类群。我国也堪称雉鸡类动物的王国，雉鸡的种类最为丰富，居世界第一位，并且拥有众多的特有种。灵长类和雉鸡类大多栖息于山地森林地带，其中很多都是面临威胁最为严重的濒危物种，因此灵长类的所有物种和雉鸡类的大多数物种均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于我国十余年来所推进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精准扶贫及移民搬迁等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多种金丝猴、多种长臂猿以及褐马鸡、绿尾虹雉等多种珍稀野生雉鸡类的栖息地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也进一步减缓。从长远来看，它们的野外数量将会进一步增长，栖息地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与恢复。

朱鹮

被誉为“东方鸟类明珠”的朱鹮则经历了濒危、绝迹、发现、重生的生命历程。朱鹮在历史上分布于我国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它们用于筑巢的树木遭到大量砍伐，采食的水域也被农药污染，耕作制度的改变使得许多冬水田都变成了冬干田，再加上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生存压力以及过度的猎捕，朱鹮的分布区越来越小，数量也急剧减少。分布在国外的种群也先后绝迹，日本仅存的5只半野生的朱鹮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1981年5月，我国鸟类学家在海拔1356米的陕西洋县姚家沟奇迹般地发现了7只具有繁殖力的朱鹮和两个朱鹮的巢，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全世界。

对于朱鹮，我国采取的是强化就地保护为主、人工易地保护为辅的正确策略，无论是野外的，还是人工饲养的朱鹮，保护效果均十分明显，种群数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经过近40年的精心保护，目前朱鹮的数量已增至5000多只，其中野生种群2600余只，并且在陜西、河南、河北、浙江等7个省份相继实施了朱鹮再引入项目。中国拯救朱鹮行动成为全球极危物种迁地保护的又一个成功范例。

扬子鳄

类似的例子还有扬子鳄。历史上，扬子鳄曾分布于黄河、淮河、长江沿岸的广大地区，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分布范围已缩小到长江中下游的皖、浙、苏交界一带。目前，野生扬子鳄仅有大约200只残存于安徽东南部，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1979年开始，我国相继在安徽扬子鳄繁育中心以及浙江长兴基地开展了人工繁育工作，随着1988年二代幼鳄的出生，标志着人工繁殖扬子鳄的整个生命周期全部获得成功。目前，人工繁育的扬子鳄已超过2万只，使这一物种基本上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危险。

扬子鳄的野外放归过程非常复杂，要进行筛选放归鳄鱼、DNA遗传分析、安装卫星追踪器、野化训练鳄鱼等工作，还要提前对放归地实施生态修复，补种水生植物，投放鱼苗、螺蛳等饵料，培育扬子鳄食物链。尽管如此，我国从2003年至今已开展17次扬子鳄的野外放归工作，累计放归达1038只。近年放归的个体均植入电子芯片以便识别其身份信息，2021年还有110只安装了卫星追踪器以监测其野外活动状况。现在，扬子鳄野外放归工程已初见成效，重回自然的扬子鳄累计产卵20窝、366枚，自然孵出幼鳄215只，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种群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

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又称中华对角羚，是中国特有种，现在仅栖息在青海湖一带及近祁连山谷的狭小地域内。由于栖息地的破碎化和沙化、水源缺乏、家畜超载争食以及网围栏的阻隔等原因，到20世纪90年代时，普氏原羚野外数量已经不足300只，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后来，青海湖自然保护区通过强化管理、修建饮水池、预留迁徙通道、降低或拆除网围栏、投喂越冬草料等方式，使普氏原羚的栖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据2018年的统计，普氏原羚数量已达到2793只，种群栖息地也从7个扩展到13个。

鹤类

中国江河湖泊星罗棋布，还有大面积的沼泽、滩涂等湿地环境。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生物多样性富集的生态系统和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5处，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 64处；新增国家重要湿地29处；新增国家湿地公园201处，国家湿地公园总数达899处。遍布全国各地的国家湿地公园为鸟儿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中国共有9种鹤类，是世界上拥有鹤类最多的国家。这些大型涉禽体态高雅，舞姿优美，鸣声如笛，富有音韵，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但它们也是湿地中受威胁最为严重的物种，因而所有鹤类均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目前，我国黑颈鹤的越冬种群数量显著增长，白鹤的种群数量略有增加，灰鹤的种群数量也保持相对稳定。

淡水与海洋生物

对于淡水生物的保护，中国也采取了行动。从2020年开始，在长江流域进行为期10年的禁渔计划，实施以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水生生物抢救性保护行动，内容包括规模化增殖放流，建立驯养繁育基地、保种基地、遗传资源库，推动实现野生种群重建和恢复等。不久前，长江武汉段频频出现长江江豚的身影，其数量之多、次数之频繁、持续时间之长，都是近10年来所少见，预期该计划的实施将能够极大地改善长江流域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状况。

在保护海洋动物方面，我国于1997年在渤海沿岸建立了以保护太平洋斑海豹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涉及辽东半岛南端的沿岸、海域以及70多个岛屿，总面积为9000平方千米。通过保护与实施增殖放流措施相结合，打击非法猎捕活动，控制环境污染，已经使太平洋斑海豹的濒危状况得到较大缓解。

东北虎、东北豹

对东北虎、东北豹的保护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力量的提升。2019年，科研人员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5000平方千米的东北虎、东北豹密集活动区域建设了全球首个全域覆盖、实时高效的“天地空”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评估和管理系统。安装在此的42个LTE基站、3000余台监测终端对中俄边境200千米长的跨境监测带、核心区和扩散区进行监测，全面跟踪自然环境下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生存状况，不但提高了巡护效率，也减少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生活的干扰，并对巡护人员有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这个监测体系包括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输、数据分析处理三层架构，不仅可以完成红外野保相机图像和高清视频的实时回传，土壤、水质、空气等传感器的生态因子采集回传，还可以实现森林防火和道路卡口监测影像的实时传送，以及实时查询护林员巡护轨迹，实现护林员视频或语音实时对讲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智能视频图像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工作，从而实现对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精准化、智能化监测、评估和管理，真正实现了“看得见资源、管得住人、建好国家公园”的目标。

藏羚

藏羚的保护工作则体现出我国政府牵头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结果。1999年10月，中国政府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处联合法、英、美、意、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有关政府机构共同发布了《西宁宣言》，标志着国际间合作打击盗猎藏羚、制止藏羚羊绒制品非法国际贸易活动局面的形成，坚决打断了在西藏盗猎、在印度和尼泊尔粗加工转运、到欧洲再加工并销售的这条罪恶链条，对保护藏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藏羚已由 20世纪90年代的6万余只恢复到30万余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将藏羚从“濒危”级降至“近危”级，降低了两个级别。藏羚的保护也成为国际社会精诚协作、共同推进物种保护和恢复的成功典范。

麋鹿

对于一些数量特别稀少，仅靠就地保护已经不足以保证该物种延续的，处境极度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则需要进行迁地保护。当这个物种繁殖到足够多的数量之后，就可以进行野外驯化，逐步将它们释放到原产地，即“再引入”。也就是说，把一个在原分布范围内已经消失的物种重新放归原产地。在这方面，我国麋鹿的再引入工作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麋鹿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野生种群灭绝之后，仅在清朝的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中有饲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猎苑中的麋鹿全部在战乱中消失，但此前已有一些麋鹿被陆续盗运到欧洲。1985年8月24日，20只麋鹿（5只雄兽， 15只雌兽）从英国出发，返回它们前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被散放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内。1987年，补充引进了18只。从此，麋鹿结束了在乱世中漂泊海外的经历，终于回到了故乡。因为北京南海子湿地曾是我国麋鹿最后消失的地方，而将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入它的原产地，在世界再引入工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后来，我国又从英国引进42只麋鹿（13只雄兽，29只雌兽），放养在另一个它们前辈曾生活过的地方——江苏大丰，并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从1993年起，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繁衍的麋鹿先后野放至湖北石首天鹅洲等全国38处更为广大的湿地环境中。现在，我国各地的麋鹿总数已超过8000只。重返家园的麋鹿已经重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再引入工作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

普氏野马

在我国，与麋鹿迁地保护的故事类似的还有普氏野马。普氏野马是欧亚大陆开阔景观带的旗舰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存的野生马种，目前全世界仅存2000余匹。为了拯救这一濒危物种，从1985年8月开始，我国从欧洲用藏野驴交换和引进了4批共16匹普氏野马，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新疆吉木萨尔野马繁殖研究中心进行科研以及繁殖、复壮和野化的工作。另外，位于武威市东北部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红水河两岸的甘肃濒危动物繁育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也分别从国外引进了10匹普氏野马。2000年8月28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施了普氏野马大规模放归野外的行动，从吉木萨尔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精心挑选出来的27匹普氏野马被放归到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野外自然环境中。到2019年底，我国野放的普氏野马已经成功繁育六代714 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并且有19匹完全脱离人为干预，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大自然中生存并且繁育了后代。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任重道远

再回到本文开头亚洲象“一路北上”的话题。我国的亚洲象种群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00多头发展到现在的300多头，说明多年来的保护成效明显。不过，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增加，新的挑战悄然而至。它们不断走出保护区，进入人类生活区，“人象冲突”逐步升级。

此外，野猪、貉等野生动物也频频“出山”，进村入城。这既表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生物链缺损的信号，反映出部分种群过饱和与保护区承载力不足的问题。随着部分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构建人与野生动物相处新模式，系统应对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显得愈发重要。

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强调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限制和规范了对野生动物的利用，重视对野生动物所致损害的补偿，提出了各方参与保护的制度和机制，特别是强化了法律责任，使这一法律更加完善。

对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各地政府要依法依规予以补偿，还可以采取其他相关措施来解决野生动物致害的部分损失。比如，由当地政府按规定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建立伤人致害救济补助渠道。地方政府可以开展致害综合保险，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林业、农业政策保险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调节野猪等局部泛滥成灾的野生动物的种群密度，必须在严格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评估动物种群和环境状况，增强人工调控力度，加强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监测，及时开展科学调控。狩猎额度必须根据当地动物种群的情况制定，捕猎多少都应该有科学家的详细调查数据来确定。

在原始的渔猎阶段，人类的食物和其他需求都要从自然界获取。我们的祖先靠力量、智慧和工具去猎取动物，制服猛兽，以果腹谋生，是大自然不折不扣的“掠食者”。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人类开始养殖家禽家畜，但仍然保持着渔猎的传统，并且不断与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空间。人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后，“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使生态环境遭到了难以恢复的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幅减少，生物物种大量灭绝。严峻的形势终于让人类的生态意识觉醒，开始追求与自然互惠共生、和谐共生，这也许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模式。

在探索人与动物如何和谐相处方面，白头叶猴的保护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白头叶猴是一种由我国学者发现和命名的灵长类动物，仅分布于广西左江和明江之间一个十分狭小的喀斯特地貌环境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和当地村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由于人口的增加，村民不得不开垦每一块可以用来种植庄稼的荒地，不得不为每日的薪柴而从喀斯特石山上砍伐很多的树木，从前树木葱郁的山坡上已显露出巨石嶙峋的状况，原本因生长着藻类而显得生机勃勃的岩崖也变成了无生机的灰白色。这一切都预示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意味着这里的人们也会陷入与恶劣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贫困境地。

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白头叶猴，使之免于灭绝，还要帮助当地村民摆脱贫困。科学家必须在环境危机到来之时提出解救办法，而保护工作必须建立在人和白头叶猴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改变当地村民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家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村民建立了沼气池，利用人畜的排泄物与杂草等生产沼气以替代薪柴，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上山伐薪的数量，同时关闭采石场，减少开山炸石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山上的森林出现新的生机，也重新看到了人与白头叶猴继续共同生存的希望。

接下来，有关部门又利用白头叶猴开展生态旅游，发展当地经济，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修建水池解决村民的饮水困难；筹款修建小学，提高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保护意识……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当地村民认识到白头叶猴的保护和自身经济的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于是他们开始自觉地投入到保護工作中，停止了对白头叶猴栖息地的破坏，杜绝了偷猎行为，使白头叶猴重新获得了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其种群数量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如今已经达到1000多只。

现在，生物多样性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环保概念，而是涉及自然与文化多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生物多样性危机也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多年来，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措施，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们需要继续积极探索如何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寻找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之路，最终实现“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