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读的书里充满文字，但不只是文字。图书馆有书也有图，还有形形色色的音像资料。书，广义的书，不仅限于文字信息。现在我们身处的是书——狭义的书和广义的书——的数字化时代。古埃及藏书丰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有以色列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其作者曰：“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亚图”不可能藏有《庄子》，而远在东亚的庄子，和同样博学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同声叹息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那些年（当然是历时几百年的那些年）荷马编集的两大史诗，不知已耗用了多少张羊皮纸。印度的两大史诗，大概也有文字传播。
公元伊始，书海又一次扬波。我国的蔡伦改进造纸术，于是司马迁的《史记》、许慎面世不久的《说文解字》，还有更早的“五经博士”要研读的《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的传抄，渐渐告别了木简、竹简和布帛。从此，书愈来愈多，“学富五车”的车，装的书都是纸质的册页。渐渐地，西方基督教新旧约《圣经》的传抄也有纸可用了。抄本多，不同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现、传播，希腊文、拉丁文种种典籍的传抄也快多了。
雕版印刷开始于唐代，书多了，书价降了，使得并不富有的杜甫能够“读书破万卷”。宋代有了毕昇的活字印刷，十五世纪有了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活字，活字，印书由兴起到活跃到发展到壮大，这个持续七百年的大变局，使书海鼓动起近乎海啸的波涛。是海的书，这时代也是书的海。《牛津英语词典》编修工作进行了数十年，从A到Z，完整的有一百二十五分册的第一版在1928年推出，所含文字的天文数量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众饱学之士完全想象不到的。波涛翻滚，在书海字海上，人人可看、想看的文字永远看不完;已写的文字难以找到读者，更难找到知音。有读者有知音，作者才死可瞑目，此所以贝洛克这样咏怀：“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当我死时，希望有人这样说：‘他的罪孽无可救赎，但他的书有人诵读。’”）
二十世纪中叶计算机崛起，说是后工业化时代，是信息时代，又说是数字化时代——这个名称大概来源于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1996年出版的Being Digital（中译为《数字化生存》）一书。作者的姓氏Negroponte真有趣，拆开看，意思是“黑色的桥”。文字和图像等种种符号是用以沟通的，沟通为了了解、交流、融合，走的应该是光明大道，而这“桥”却是黑色的。应该是光明的信道，光纤啦，云端啦，可让邮件通过的互联网啦;然后是令人“爱疯”的iphone啦，率先使用5G技术的华为手机啦，伴随智能手机而生的WhatsApp啦，微信啦等。
发信息，收信息，发出千条万条亿条兆条，总之是天文数字或天文数字的多少次平方。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书，面对超天文数字的信息，作为参与生产信息和应用信息的持份者，尤其是身为人文学者的我们，至少可以发出两个天问式的问题：“谁知其数？”“天极焉加？”也就是问：有谁知道数字书海的数量？数字书海的极限设在哪里？“黑色的桥”会不会把人类引进千种万种亿种兆种信息的“黑洞”？
今天的中国人文学者，面对着数字书海，会感觉到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信息点击可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超过王羲之的千倍万倍。只就听的“书”举个小例子，我们随时可听耳机里的千曲万曲，而两百年前可怜的济慈，贫乏得一听到树上夜莺之“歌”就兴奋快乐陶醉到要写诗以记此美事。听和视的信息都从八方十六面，包括“一机在手，万事开心”的微信朋友圈，翻滚呼啸而来。
人文学者做研究，图书馆和个人书房的实体书，“谷歌”“百度”网络数据，WhatsApp，微信公众号你传我发的各式网文贴文，你想得到的都能得到（这让我想起《纽约时报》报头的标语“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即“一切新聞，应有尽有”），不想得到的更是超额“被得到”。一切该参考的古今中外文献尽在你手中，资料极其丰富，取得资料极其便捷。5G时代各方涌来“无止（境）”的信息海量洋量。要编某专题的书目，要编某个作者的选集以至全集，要编什么索引要统计什么分析什么，就在线上收集，云端下载，满馆图书，不愁没有数据而愁数据太多。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你所获多不胜收、美不胜收，所获可令你狂喜狂欢，时时刻刻都可以是信息的超级嘉年华。
这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至少对我而言（应该也是对许多其他同行而言），坏在使我们苦，坏在使我们忧。文论经典《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现代的硕导博导更反复叮咛，做研究必须“弥纶群言”，即综合组织可得到的各种资料各种言论，这样研究后写出来的文章，能“师心独见”，才是好论文。如今数字化数据极为丰富，假如你要认真而全面研究一本经典如《文心雕龙》，你可能要参考约两个亿的文字——根据戚良德《百年“龙学”探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的统计，龙学“有关《文心雕龙》的专著已超过七百部，文章约有一万篇”。研究鲁迅吗？已有鲁迅研究史一类的书出版过，而一部名为《鲁迅手稿全集》的七十多册书轰然投进了“鲁学”的书海。研究钱锺书吗？2021年出版论述钱锺书的专著最少有四五本，当然还有近年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早就是七十多册。研究者不尽量阅读理解消化“群言”，哪有可能推陈出新做到“师心独见”？四五年前我读到一个令人惊心的数字：中国最近有一年出版的人文科新书，数量达三四十万种。
做研究，“读书多，身体疲倦”，辛苦啊，“压力山大”啊。研究极多，研究成果极丰富，评论研究成果者因此也极为吃力辛苦。书海里这些文章，内容有“硬伤”吗？有“软伤”吗？比起别的同类研究成果，这研究成果的表现如何？成就如何？可得到高评价吗？即使评论者非常博学，如何析论、如何评价都是难事。
当今之世，不乏不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作出评论的人。例如评论钱锺书只罗列知识，只炫耀学问，说他不是思想家，没有一家之言。又如批评夏志清，说他扬张爱玲而抑鲁迅，说他认为张爱玲比鲁迅伟大。这些人或有“偏于憎爱”（《文心雕龙》劝人“不偏于憎爱”），或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逞一时之快随便月旦，所言都非地论。如果这等评论者有名气，其评论极可能影响到不明就里的一般人。
二
在中國现代化的进程中，学术文化的国门经常大开，引进了西方（欧美）的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百年的开放，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和文论;欧美的种种，美的，我们容纳;不美的，我们往往也加以包容。
从荷马到海明威，从莎士比亚到萨特，我们都引入、都翻译。中国文学文化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到曹雪芹，到鲁迅、钱锺书，西方读者知道的、阅读的却没有多少，当然也有研究的，但只限于少数的汉学家。
各地学者中多的是莎士比亚专家，翻译其作品，研究其作品，教习其作品。我们尊他为莎翁，把其剧本改编为电影为舞台剧为地方戏曲。在香港，就有人把Hamlet（《哈姆雷特》）改编为《王子复仇记》，以唐末五代的宫廷斗争为背景。更有人把Macbeth（《麦克白》）改编为广东大戏，名为《英雄叛国》。当年我观看演出时，身边的阿公阿嬷津津有味全情投入欣赏，以为那些粤剧名伶演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不知是改编的英国历史戏剧。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早就出现过不同译本;Hamlet的中译本更多，香港就有学者重新移译，并加以详尽注释，皇皇然推出上下两册共六百多页。
“级别”比不上莎士比亚那样高的英国诗人如华兹华斯，其厚重传记中译本于2021年推出，还将参加深圳2021年“年度十大好书”的竞逐。又如济慈，如叶芝，其诗常有多种中文译本。叶芝的《当你老了》是个例子，爱此诗的年轻华夏儿女都能琅琅背诵其诗或哼其歌，佶屈聱牙的《荒原》，则有不少高级的粉丝。《荒原》作者艾略特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大诗人，影响遍及全球，国人引入而崇拜之。《荒原》的中译本已多，有学者近年仍倾全力精心再译。艾略特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华》中译本更多达十个八个（也许还不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华夏新潮诗人，服装必喇叭其裤，言谈则必艾略特其人（四川的流沙河这样记述）。近年有内地大学的文学系，致力从事中西文学交流和影响研究;有博士论文竟然以“英语世界的艾略特研究”为题目——可见国人视野非常开阔，却也似乎有点像粤语所谓的“捞过界”了。
艾略特既是英国作家，也是美国作家。说到中华各地学界对美国文学以及俄、法、德、意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情景或温馨或炽热。举一二例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余光中到最近的李继宏，数十年来的中译者可能多达十个。诞生于两百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深受爱戴，某大出版社2021年推出了关于他的一大套书，有人在11月11日对此广而告之，成为“双十一”的一项盛事。
各地引入并包容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对西方的文学理论同样热烈欢迎。二十世纪是人文学的“主义”时代，文学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新批评、神话原型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悉数被国人包容。大概在二十年前，某学报一篇论文附录了一百多种国内出版跟女性主义有关的书名。这些书有的是外文原著的中文译本，多数是国人论著。当时的女性主义文学论评，撑起了整个中华文论的半边天。欧美一些影响较大的文论家，成为当今国内文学系好些博士生研究的对象，一个例子是格林布拉特，关于他的博论，我曾是校外考试委员;博论要出版，我还为此书写了序言。格林布拉特喜欢创造新术语，博论作者对其术语的意义，是否全然了解，我有点疑问。关于文论，这里依然只是略举数例而已。
西方输出文化，我们大量“入货”。有时是成批的“量购”，如上述的莎士比亚和女性主义文论，情形真是英语所谓的in a whole-sale manner。入口货品之多，可装满巨大的集装箱。
三
我们的文学出口的情形如何呢？西方汉学家当然研究、翻译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以至鲁迅、王蒙等古今很多作家。西方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如何“接受”他们呢？夏志清曾感叹道：余国藩十年辛苦不寻常，翻译并注释了《西游记》，大学里英文系如有教授兴趣广泛，获此赠书，或慷慨买了此书，多半也只是束之高阁而已。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对《西游记》或者The Monkey，则是闻所未闻。林以亮曾有书名为《〈红楼梦〉西游记》，论《红楼梦》在西方的被“接受”，可能这块文字的石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太大太重了，在西方之游既不远也不深入。
《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的情形也没有令人惊喜之处。去年初英国的BBC推出了一部杜甫的影片，称杜甫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国人知道有此影片，高兴了好一阵子。子美诚然是诗美的极致，可是英国美国的老百姓有多少人听过杜甫这个名字呢？如果说到这位大诗人名字发音像“豆腐”，那么欧美人士也许会想到唐人街的中国食品。
2016年，恰逢中西两个戏剧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中国学术界并观两个作家，展开比较文学的论述。在西方，文学学术界知道汤显祖者极寡，当然更没有“并观”这种雅事。白先勇把《牡丹亭》青春化，曾在纽约搬演昆曲《牡丹亭》。汤显祖此剧在美国有过“良辰美景”，奈何绕梁三夜的典雅昆曲，在大都会“草木荣华之飘风”，一阵而已。
最近有学者撰文谈钱锺书，小标题出现了“《围城》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话语。我愕然，向该学者询问，他说标题是编者拟的，身为作者，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在输出文学理论方面，数量比文学作品更少。从陆机到王国维，其理论仍然只停留在汉学家的研究室内。有一本文论选集名为《诺顿理论与批评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书名看来涵盖全球，其实收的文章只限于西方。此书第二版初次选入了一个华人理论家的文章，有华人学者高兴得撰文宣讲此事，几乎要开香槟放鞭炮庆祝了。龙头杰构《文心雕龙》虽然有好几种西方语言的翻译，其在西方的“接受”程度，比起古代经典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现代名篇如上面提到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只能说其对比是戏剧性——或如现在爱用的词儿“史诗级”——那样强烈鲜明。
钱锺书《管锥编》的英文选译本1998年出版，印了一千五百册，书名是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下文称“Limited Views”），只是《诗学》和艾略特文集印刷量的一个零头。初版的这本Limited Views似乎至今没有再版。此书读者有限，我可以戏改书名来形容：limited viewers！我研读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等著作，认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八个字。极其渊博的钱锺书，其在阐释人类文化上的贡献，怎会比西方人文学“大咖”弗莱或利瓦伊史陀等人逊色呢？而钱锺书受到西方知识界怎样的“钟爱”、接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
即使中国文学文化输出了，但强度广度气度不足，人家如何接受如何包容？而最大的不足是“靠山”不够强大。靠山有两个，一是语言，一是经济，而二者关系密切。当前中国经济发达，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希望多了解中国。如果经济发达冠于全球，则各国更要和中国加强贸易关系，因而更要学好中文以利沟通，以利讨价还价;各国会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可能会敬之重之，并借此尝试从中国文学文化了解中国何以能够如此“崛起”。这时中国文学文化的输出形势应会变得美好，我们当然更要利用大好機会向西方宣传推广。
讲输出，更要考虑的是输出品必须是“干货”。对此，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要输出有中国特色而不太难为西方理解、欣赏的经典和名著。举个例子。有华裔学者曾向上面提过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推荐选入《文心雕龙》的《风骨》篇。“风骨”这个文论概念确有中国特色，可是《风骨》篇连百年来中国的龙学专家都解读不了，对其含义众说纷纭，我们怎样向西方学者（不要说普通读者了）说清楚什么是“the wind and the bone ”啊！这块骨头太硬了，西方人啃不动，甚至会啃坏了牙齿，啃倒了胃口。
二是译文必须上乘，如果贪便宜随便请人翻译，则译文粗糙甚至错漏百出，这样传出去的只有“家丑”。我就看过这方面的多个恶例，且按下不表。
宣传和推广是技术也是艺术。文学、文化这些所谓“软实力”，软绵绵的，软销和硬销两种方式要兼用，推销技艺要高而且妙。如果西方有可观数量的知名学者，认识且欣赏到中国文学文化的优异处，而主动呼吁该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纳入中国文学文化，这对我们输出文化而言，自然是上上大吉的事。如果西方这种主动吸纳表现不彰，则我们就要自己努力推销了。首先，应促使西方各国的教育部门引入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知识到小中大学学生的教材，如此方能让西方青年对某些方面的中国文学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是鼓励西方的教师们、意见领袖们和各种新旧媒体都出“法宝”推荐，使得中国文学入受众的脑，上受众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