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国立编译馆迁至重庆白沙镇。1941年6月，受朱家骅之邀，时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6、7月间，他多次至白沙参观国立编译馆，或参与讨论相关编纂事宜。10月，顾颉刚正式至文史杂志社办公。1942年1月，文史杂志社迁至江北县柏溪。同年4月15日，妻子殷履安自成都至重庆，顾颉刚遂安家于柏溪文史杂志社内。

1942年8月，编译馆从白沙迁至北碚。1943年5月30日，殷履安因患恶性疟疾去世，顾颉刚悲痛欲绝。11月6日，顾颉刚由柏溪迁至北碚，此后几乎每日皆至编译馆，或与编译馆人员往来，关系极为紧密，以致1944年6月编译馆内盛传他将被聘为人文组主任。

顾颉刚与编译馆关系密切，主要原因是与编译馆人员相熟。顾颉刚与编译馆第一任馆长辛树帜相识于1927年，曾在中山大学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堪称患难之交。1927年秋至1929年初，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起民俗学运动，受到伍叔傥、何思敬等人的猜忌和排挤，却得到了生物系主任辛树帜的大力支持。辛树帜是“一位只讲事实而不顾情面的学者”，留德期间与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等人相交，尤其经常与傅斯年议论通宵。因傅斯年极力称赞顾颉刚，辛树帜虽未认识顾颉刚，却早已心仪。1927年，经傅斯年介绍，辛树帜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28—1931年，辛树帜多次带领生物系师生到广西的瑶山考察。他们白天采集动植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采集歌谣、标注方音和访问风俗。回校后，他们写出《瑶山两月视察记》，整理完成《正瑶舞歌》和《甲子歌》，并将搜集到的数十件风俗物品送给顾颉刚主持的语史所风俗品陈列室。辛树帜还利用1928年暑假回湖南老家的机会，与石声汉一同搜集当地唱本，并由石声汉逐篇作提要。

因支持顾颉刚，辛树帜连带着也受到排挤。12月16日，辛树帜至顾颉刚处，极为气愤，声称“我们二人真是众矢之的”。伍叔傥不肯签字为生物学系印哺乳动物类丛书，辛树帜听说汪敬熙即将任出版部主任，便前去拜访，没想到汪敬熙却说：“中山大学规程，已给顾颉刚破坏，现在你又来破坏吗？”辛树帜遂与汪敬熙大闹。1929年1月1日，辛树帜又至顾颉刚处，说听闻何思敬在课堂上说，“顾颉刚所出的书，皆是材料而无方法。辛树帜放弃生物系之职责，专帮历史研究所”。

顾颉刚极为感念与辛树帜的友谊，1973年7月回顾自己1928、1929年的日记时，专门加以补充，称辛树帜为“五十年来不变之好友，此乃在中山大学时仅存之硕果也。”“予与树帜性格相同，事业心强相同，扶持后进心相通，故得谤亦相同。”“何思敬评我之言，我敬接受，我在治学方法上实未经严格锻炼，只是不厌烦地找材料。至其评论树帜，则因他同情我之工作，但未放弃其本身责任也。”

1932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部编审处的基础上筹建国立编译馆。辛树帜时任编审处处长，遂被任命为编译馆馆长。1936年7月，辛树帜辞去编译馆馆长之职，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称西北农学院），1939年受到陈立夫排挤被迫离开西北农学院。辛树帜离开编译馆后，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接任馆长。陈可忠于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与1927年10月至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共事一年多。陈可忠任编译馆馆长后，因工作关系，与顾颉刚交情渐深。

此外，顾颉刚与侯芸圻、赵士卿、傅筑夫、王毓瑚、卢冀野、梁实秋、郑鹤声、王向辰、台静农、潘硌基、翟毅夫、夏敬农、黄守中等编译馆人员皆是故交，尤其是与侯芸圻、傅筑夫、王毓瑚等人于十多年前在北京时即过从甚密。1941年10月，顾颉刚推荐史念海入编译馆，编制沿革地图。

顾颉刚还在编译馆好友的撮合下成就了他的第三段婚姻。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恶性疟疾去世后，身边好友热心张罗为他做媒，其中多人为他介绍张静秋，尤其是编译馆侯芸圻、吴练青出力最多。《顾颉刚日记》载：（1943年）11月26日，“芸圻来，述施仁语，谓吴练青欲为予作媒，予问何人，则张静秋也。